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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于道与《科学画报》


我读过1948年以前《科学画报》的全部内容,包括相当枯燥的如讲植物病的文章。我能对科学有一点常识,主要是这份刊物所赐,主编卢于道先生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的名字,我长志不忘。

——李学勤,2008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希望祖国现代化,我们必须要使祖国科学化。使中国除地大物博之上,再加以科学繁盛。欲达此目的,非先使国民科学化不可。

——卢于道,1936

一、引言

图1 卢于道(1906-1985)

卢于道(1906-1985),浙江鄞县人(今浙江宁波鄞州区),著名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心理学家与科普先驱,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人脑研究的先锋旗手。卢于道生于贫瘠的年代,长于动荡的岁月,目睹祖国积弱、民智未开的境况。因而卢于道的一生有两大使命:一是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科学普及民众,两大使命是为实现卢于道的最高理想——救国于危难中。两大使命与最高理想之间彼此之间相生相长,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卢于道选择科学救国之路迂回前行,他在《中国之科学化运动》中指出,中国现代化要率先科学化,而科学化有两条路可走,“在民族主义的观念之下,要求中国复兴,使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即当充分科学化。要走两条路,即研究工作与普及工作,不能仅求中国科学之西洋化。”一条是研究之路,他在《科学与社会》高声呐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在这里,卢于道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研究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条路则是科普之路,卢于道直言,“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其中,《科学画报》是他最重要的据点。

二、科普启民智

卢于道的科学普及之门是从他的青年时代打开的。1923年,卢于道求学于东南大学,适逢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 Dviesch)教授来东南大学讲学,卢于道便专心笔录教授演讲稿,并将译稿《康德与近代哲学潮流》刊登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之上。卢于道精心编撰的这份讲稿,由18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从而形成系列作品,每篇文章占据《时事新报》大半个版面。可以说,这是卢于道科普事业的始点,他的科普热情得到了激发,他的科普能力得到了训练。

其后,卢于道的科普事业主要围绕着《科学画报》展开。在中国科学社工作时期,在卢于道倡导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科普杂志——《科学画报》。1933年6月,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上,杨孝述关于“举办民众科学化运动”的提案得到了理事杨杏佛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并获得通过。卢于道被率先聘为4名常务编辑之一。1933年8月1日,《科学画报》在上海创刊,其主旨是“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科学画报》一经创刊,卢于道当即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卢于道最初供稿给《科学画报》创刊号的两组文章分别是《生理解剖图说》和《庞大的智星》,也是卢于道暮年之时仅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组文章,这两组文章是以连载的形式在《科学画报》上刊发。

《生理解剖图说》是卢于道在《科学画报》创刊号上发布的首篇文章,针对民众普遍缺乏人脑知识的现状,讲述了人脑的生理功能、构造及其进化。当时国际上关于中国人脑劣于西方人脑的观点盛行一时。1926年,香港大学解剖学教授约瑟夫•莱克斯登•谢尔希尔(Joseph Lexden Shellshear)刊登学术文章《中国人的大脑枕叶上的特例——月状沟》(The Occipital Lobe in the Brain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ulcus Lunatus),提出中国人脑更接近猿猴的脑,因而中国人脑逊色于西方人脑。然而卢于道并不认同人脑优劣的论调,他于1934-1935年间,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上连载《中国人的大脑皮层》(The Cerebral Cortex of a Chinese Brain)、《大脑皮层生后髓鞘之发展》(Postnatal myelogenesis of the cerebral cortex)等文章,批驳中国人的脑更接近猿猴这种谬论。

图2 《中国之大脑皮层》中文提要及插图

为使相关学术成果惠及公众,1937年2月,卢于道撰写《中国人脑及智力》载于《科学的民族复兴》,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配图来论证中国人的大脑皮层比之欧美人毫不逊色。考虑到这些文字对于普通受众依旧过于高深,为此,《科学画报》的编辑提出要以最显通俗的文字令读者理解,“特请卢君以最浅显通俗的文字,选择最有兴趣的图画,为本刊阅者特编‘生理解剖图说’分期发表,使国人对于此最深奥的学理,最神秘,最不可思议,与人生有最密切关系的人脑与神经系的作用,均有正确的认识。”继而卢于道的《生理解剖图说》系列文章在《科学画报》第1至第7期上连载特稿,将深奥而又神秘的“人脑”和神经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清晰而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为使只有中学水平的读者都能看懂《科学画报》,卢于道等科学工作者选用最浅层的语言组织将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表达出来。譬如说选自《生理解剖图说》的《脑的工作》首段,“我们的脑子,是我们的行为主使者。脑的命令叫身体哪一部分动,于是身体哪一部分就动,正犹之船主要船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卢于道采用了极其简单生动的船之比喻句使读者能理解脑之功用。这般良苦用心使得《科学画报》适用对象之广泛,儿童及一般民众都能阅读,销路也一路飙升,最终达成实现广开民智的最终目的。

同时,为了避免只看科普文章令读者产生乏味感,增加《科学画报》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吸引低龄幼儿阅读,卢于道专门撰写了《庞大的智星》。卢于道自叙科学小说有两大目的,第一重目的,“不过假使读者读之能感到兴趣,则本小说之第一使命算达到了。”第二重目的,“读此小说,或能引起科学研究之兴趣,此则和神怪之封神榜西游记诸小说有所不同。”

卢于道也确实落实科学小说的两重目的。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就深受卢于道及《庞大的智星》影响。李学勤曾回忆“说起这两人,我总是戴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想学科学时。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本杂志学来的。”这两人便是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静容,两本杂志的其一便是《科学画报》。李学勤提及,“他当时特别喜欢卢于道与其夫人合译并连载于《科学画报》的一本小说——《庞大的智星》。”足以可见,卢于道在科学普及工作上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三、科普救危国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卢于道重新认识科普,令他从科普强国转向科普救国。此前,卢于道一直视科学普及为实现强国的手段,而抗战时期,科普救国成为卢于道主要的信念。在这期间,他不曾中断科普方面的工作。

1937年,《科学画报》因抗战导致稿源受到影响,便于10月改为半月刊。卢于道等科学工作者兢兢业业,尽一己之力维护着《科学画报》,譬如卢于道《科学知识的两重意义》就发表于1941年,正值抗战期间。《科学画报》发行最终虽未因战乱而停止,但版面和内容受到删减,科普工作也变得举步维艰。

于是,卢于道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以拯救危难之中的中国。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日益焦灼,这也是抗战博弈最关键的一年,卢于道和潘菽、涂长望教授等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身为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的卢于道当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协会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和平进步而努力。当时,这一目标体现为扩大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

同时,他在重庆还参加许德珩、褚辅成等进步人士领导的“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沾满鲜血的旭日旗终于落下。与普通民众的欣喜若狂相异,这群曾游历西方、经历战火的知识分子似乎更为远虑。他们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旗易帜为“九三”座谈会以铭记中华人民所付出的血泪。翌年5月4日,为了预防内战再次带来阵痛,九三学社决定于重庆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并郑重“停止内战、反对独裁、和平民主”等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复旦教授卢于道在九三学社成立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成立伊始,他就当选为九三学社沪宁区监事,不久又当选为中央常务监事。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外患消除,时局稳定,于是卢于道选择重新续借“科普”工作。《科学画报》于1947年复刊,卢于道再次作为其特约专家为其撰稿。他持续前期对于脑的科普工作,如《脑的工作》、《脑的保护》、《脑的进化》等。在《科学知识》一文中,他进一步澄清了自己缘何如此重视人之大脑,“我们人之可贵者,就在乎有知识,人脑较动物脑进化之处,就在乎能蕴藏并创造无涯的知识,而知识之中,以科学的知识为最近之金华所得,比较最准确而最合乎理性!这是近代人类重视科学知识之惟一原因。”

根据顾执中自述可以窥见卢于道对于科普工作的重视。1947年,“卢于道跟我认识后,因他所参加的‘科普’没有个开会的地方,经他的介绍,有一次,‘科普’的成员在民治新专的破旧教室中开了会。那时恐怖空气弥漫上海,一般学校机关为了求得本身的安全,不敢随便借给人家开会,而想借人家地翻开会的团体,也恐所借的地方跟国民党反动派有关系,怕在那里开会,有自投罗网的危险。”

卢于道也积极关注和大力支持农业科普。1947年7月,为了弥合农业建设的需要,普及农业知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简称中农社)应运而生,汇集一大批在农业机关、农场工作或者从事农业教育的青年学者从事农业工作。致力于科普工作的卢于道专门在中农社成立一周年纪念刊撰文,他指出农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我国现在正处于革命过程中,这种革命过程是在农村里展开再达到都市,因此农业科学的地位尤其重要,如果农业科学跟不上农村革命,结果不是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将农村的革命工作落了空。”

四、科普促强国

图3 卢于道为《科学画报》创刊五十周年题词

建国后,卢于道的科普工作围绕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上海科普)这个平台展开。1950年11月,上海科普筹委会成立,卢于道任主任委员,1952年1月,上海科普正式成立,卢于道任主任委员,1954年8月,在上海科普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卢于道被选举为主席。1957年成立上海科普出版社,负责《科学画报》的发行。1958年11月20日至23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简称市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卢于道被选举为副主席。此时,《科学画报》肩负起新的光荣使命:为大规模建设服务,即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服务。“这个科学技术落后现象,是摆在我们工业化前面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是要以教育建设、带领艺徒等各方面来克服;而我们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及主办的科学画报,亦必须在这个严重问题的解决方面,尽一份力量。”至于该如何施展这份力量,卢于道认为“科学画报不是专门性的技术刊物,而是综合性的通俗科学刊物,因此可以在大规模建设中的科学教育方面担任一部分的任务。”

这段期间,卢于道出国访问交以增加科普经验,尤其是苏联之行让卢于道受益匪浅。1953年,卢于道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1954年,卢于道参加中国科普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访问了当时的“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汲取苏联科普工作的经验。卢于道的苏联之行也促成了《科学画报》对苏联科研进展的重点报道。同时期,《科学画报》以专辑的形式,系统化的介绍苏联的科技成就,每一专辑介绍的苏联科技成就几乎占本期篇幅的 1/3 或 1/2 不等,内容涉及工农业等各个方面。1954 年 《科学画报》刊物另辟新栏目——“在兄弟国家里” ,介绍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的科技成就。回沪后,卢于道根据苏联的经验,加强了上海科普协会的工作。在他主持下,选址上海闹市中心,于1957年建成国内首家长达170米的“科普画廊”,并组织制作、放映深受农民欢迎的农村科普幻灯片。1957年3月,卢于道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是三位负责人之一。这些科普工作践行了卢于道的科普理念,“科普要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科普。”

1966年,文革浩劫伊始,卢于道也难以幸免于难,科普工作难以为继。谭其骧回忆道,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后,复旦大学开始张贴大字报,隔天晚上,便见到生物系贴出了卢于道的大字报。文革十年动荡,直至197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此时,卢于道已近杖朝之年,但他以高度的热情参与九三学社的政治活动和科协会议。1980年,中国共产党恢复民主党派组织,恢复九三学社活动。1月12至15日,卢于道出席了九三学社上海市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1982年5月14日至16日,卢于道出席了上海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副主席。1983年2月2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30周年,卢于道专门题词祝贺。1983年3月9日九三学社社中央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卢于道担任社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4月20至28日之间,上海市市政协召开六界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卢于道被选举为副主席。1983年卢于道又以长者般饱含温情的口吻回忆了《科学画报》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科学画报》的成长史,并对《科学画报》的未来满怀着希冀,“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学画报》之‘今’,远非《科学画报》之‘昔’所能相比……我相信,《科学画报》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1984年9月4日至7日,上海市科协举办第三次代表大会,卢于道被授予市科协名誉会员称号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对科协建设的贡献。(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绍兴市委委员陈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