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樊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社员。1949年10月1日，受邀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北大学习

1900年，樊弘出生于重庆江津县朱沱镇，19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正值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国家处在被瓜分的边缘，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樊弘一个热血青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刻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北大学生运动之中。他还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干事。

樊弘在北大英文系读了一年之后，他对研究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即转入政治系学习。北大的政治系以周鲠生为主任教授，主要学习国际政治，樊弘是刻苦读书之人，加之英文也有了一些功底，于是在周教授的指导下，遍读名人著作。两年后，即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达200余页专著《劳动立法原理》。此书是中国劳动法方面最早著作之一。与此同时樊弘还受到胡适的青睐。北大的毕业生虽多，但是能得到胡适欣赏的并不多。胡适先生对他很赏识，二人也多有交往，樊弘对胡适非常尊重，视为导师。胡适非常愿意帮助樊弘，并推荐他去英国做研究，招考工作是由清华大学陈岱孙教授负责。樊弘多年以来一直很想出国深造，但苦于没有经费不能成行。听此消息，喜出望外，当天便抱着自己一叠著作，去陈岱孙教授处报考了。不久，经陈岱孙教授审查合格，樊弘被批准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剑桥留学

1937年樊弘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当时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而剑桥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里有著名的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及他的学生庇古·罗伯逊，还有凯恩斯和后来成为剑桥学派实际领袖的罗宾逊夫人等人。凯恩斯等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经济学世界讲坛，人称“剑桥学术圈”，开展经济学学术讨论。各国经济学家们群英荟萃，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

樊弘的导师道布先生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闻名于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很有研究，还曾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与凯恩斯齐名的罗宾逊夫人后来也成了著名的“左派”，曾经提出“向马克思学习”的口号。樊弘和她有很好的私交，20世纪50年代初，在樊弘的邀请下，罗宾逊夫人初访中国，由樊弘接待。在经济学名家云集的剑桥大学，他开始了学习和研究工作。在导师道布教授的指导下，他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两年前刚刚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两部经济学上的权威著作，并选定《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货币和利息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讲，要完成这样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樊弘的一位英国同学曾好意对他说：“我是剑桥经济系本科毕业，又读了两年研究院，我是绝对做不出这样题目的论文的。”他想劝樊弘另选题目。但樊弘决心已定，没有动摇，继续潜心研究。

一年半之后，论文完成了，放在道布教授的面前。谁知道布教授看了之后，认为不成功，甚至劝他放弃这个题目。两年的学习时间已过了大半，樊弘心中仍想继续完成这个题目，但手中的钱已所剩不多了。继续下去，生活也将陷入困境。在此关键时刻，在一位四川籍的同学接济和鼔励下，樊弘坚定了自己完成这个题目的信心，重新做研究，重新写论文。在不断的研究之中，他终于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不同之处，认为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而马克思已经知道的凯恩斯却并不知道。在新的论文中，他主要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缺陷与不足，并对凯恩斯的观点和理论有所批判，认为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歪曲。这样他改写的论文便有了新意。他为了争取时间，每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便去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心写作，深夜才回家。如此埋头苦写三个月之后，论文又放在了道布教授的面前。一开始，道布教授以怀疑的眼光来阅读，待到看完时不禁拍案叫绝，认为是难得的好文章。对如日中天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批判谈何容易，道布教授马上通知系里，让其他教授一同来审阅，阅过之后大家都说好。剑桥的教授们素以治学严谨著称，难得有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为他们所称道。道布教授将此文推荐给著名的经济学术杂志《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不久樊弘就接到杂志主编的来信，说他认真阅读了樊弘的文章，认为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同意发表，并说杂志是季刊，且下期准备发表的四篇文章已经排定，但因樊弘的文章很有学术新意，就决定将一篇原定的文章撤掉，换上他的文章。樊弘受到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的一致好评，与许多教授、同学结下了友谊，其中包括罗宾逊夫人。樊弘的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对当时的经济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后有许多剑桥学者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凯恩斯看了樊弘批判他的《通论》文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篇文章有它的历史定位，1968年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樊弘教授是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十余年潜心研究经济学，终于获得了成功。自此樊弘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

北大任教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樊弘教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本应随校返回上海，但同时又接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的聘书，最终决定还是返回北京大学任教，樊弘教授回到母校, 可谓是如鱼得水，北大的校长正是他在北大做学生时，他最尊崇的胡适老师，在那里能更好地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当时全国上下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不满，1948年3月29日，既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也是华北学联成立的日子，北大学生会决定在北大举行纪念大会。樊弘、许德珩、袁翰青三位教授在位于沙滩的红楼北大民主广场上，做救国救民的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台下群情振奋，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鼓掌叫好，一呼万应。许多青年学生受了他们的影响走上革命之路，樊弘与许德衍、袁翰青三位教授，还被青年进步学生们称赞为“民主三教授”。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他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论文100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他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鼔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北京大学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他这样说：“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同时他多次通过著文、直言等方式，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尽了他一个北大人40年执教生涯的一份责任。

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首都经济界、教育界等200多人参加了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逝世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悼文，对他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文作者系樊弘先生侄孙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