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是作家，创作了大量杂文，短小精悍，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他更是学者，直言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力作凝聚了毕生心血，学界誉之“诗骚直解堪千古”。他就是九三学社社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2018年，恰值陈子展先生诞辰120周年，《光明日报》4月9日第16版整版刊发了徐志啸先生的评介文章《陈子展：傲骨见精神 文章百世名》《诗骚直解堪千古》，以此缅怀这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人，本网现予转载，以飨读者。

陈子展：傲骨见精神 文章百世名

学人小传

陈子展，名炳坤，字子展，1898年4月14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早年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1927年，因与共产党人士来往密切，遭反动派通缉，从长沙逃到上海，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始兼职，后为专职，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后一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代表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1990年4月8日因病去世，终年92岁。生前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顾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陈子展先生 资料图片

陈子展手迹 资料图片

湘沅遗风泽畔吟，楚狂傲骨见精神。

诗骚直解堪千古，等价文章百世名。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许杰教授（已故），在得悉陈子展先生不幸去世后写下的七绝诗，以此表达对这位学人的崇敬与缅怀之情。全诗的二十八个字，字字珠玑，形象而又精准地勾勒出了陈子展先生的一生，特别是他的生平个性与学术成就。

杂文

陈子展，原名炳坤，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14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

五四运动后，陈先生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二年，1922年因病辍学，回到湖南，寄住于长沙船山学社及湖南自修大学，此后相继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因为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毛泽东等。也正因此，1927年“马日事变”，陈先生遭反动派通缉，不得不携家属逃往上海。

其时，幸应田汉之邀，陈先生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开始了新生活。1931年曾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应朋友力邀，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开始为兼职，1937年起被聘为专职教授，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卸任系主任一职，之后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因病谢世。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从事杂文写作，借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这使他问世了大量的杂文，以及短论和诗歌作品，其中尤以杂文驰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

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读者可在当时的《太白》《新语林》《中流》《论语》《人间世》《芒种》《涛声》《现代》《文学》《立报 ·言林》《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青年界》等报纸杂志副刊上经常见到，其中尤以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曹聚仁等主编的《芒种》等报刊为主。

陈先生也由此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著名的杂文名家。有学者认为，陈先生的杂文主要以两种风格行世，其一为“鲁迅风”，即内容常涉世事，文笔犀利，充满调侃和讽刺，酷似鲁迅的杂文风格，是投向当时社会的匕首与投枪；其二为“知堂体”，类同知堂文风，草木虫鱼、乡土风俗、歌诗土语，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幽默文风。

在《申报·自由谈》刊登的杂文中，有个《遽庐絮语》专栏，是陈先生专用文言文撰写的杂文园地，而当时能用文言文撰写杂文并开设专栏的，至少在《申报  ·自由谈》，他是唯一一个。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遽庐絮语》专栏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这个副刊付给作者的稿酬，依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理由是，两位作者书读得特别多，写出的文章特别耐读，自然特别受读者欢迎。

专著

陈先生是我国现代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20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他学者有胡适、郑振铎、阿英等）。他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于20世纪20年代末问世后，广受好评。学界人士只要提到近代文学研究，必定讲到这两部开山之作。

这两部同为以近代文学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堪称异曲同工之产品，集中阐发了自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演变。在陈先生这两部书问世之前，胡适已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先生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所言，而是别创一说，且对胡适论著中有所忽视的近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作了专门论述，体现了他的独家风格。

对于为何定1898年为近代之开端，陈先生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中国在1898年开始，才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文学才有了变迁——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民才知道要废八股文，文人们才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接受外来影响，才开始倡导“新文体”，也才产生了“诗界革命”乃至文学革命。

那么，历史为何偏偏到了1898年才会有这一系列的变革呢？陈先生以为，这关键在于甲午战争，甲午一战，中国居然败给了日本，这对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它促使中国人真正惊醒，由此便导致文坛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文学开始真正从传统走向了近代。

陈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刚一问世旋即获得好评。赵景深先生评价：“这本书是我极爱读的。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毫无生发，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书则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时带诙谐。书中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对文学大势说的非常清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唐弢先生在谈到《申报·自由谈》时，特别提到了这两部近代文学专著，称陈子展先生是近代文学的研究专家。

独家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应友人力邀，陈先生开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一直在复旦大学任职。当时，为教学工作需要，他将学术研究的方向定位在了中国古代文学。开始阶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促使他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

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比较早问世的学术著作，对于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无疑均有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如《唐代诗人苦吟的生活》《南戏传奇之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古文运动之复兴》《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八代的文字游戏》等，由此也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影响和地位。

与此同时，陈先生在复旦中文系授课过程中，还曾专门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并为此专门编写讲义，此讲义在时间上要早于国内不少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的批评史论著。他从事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所言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这些论著的发表或传播，无疑在中国早期文学史领域起了某种先导作用。

陈先生的一些单篇研究论文，常言人所未言，多有独家之说，如《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一文，系统梳理了历来对文学起源的多种说法，并一一作了评骘。又如《八代的文字游戏》一文，看似阐述八代的文字游戏，实则是对八代文学创作，从文体形式与内在意蕴作了精到的阐释，具有谐中寓庄的特色。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先生在偶尔涉足《诗经》语译的基础上，开始对《诗经》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结合教学，他开始着手对“诗三百”作逐一的注释、今译、评论和研究，这导致产生了他后半生付诸巨大心力的《诗经》研究大工程。

可以说，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直解》可谓他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

陈先生之所以会花大力气于这两部书，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和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花费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注于了这两部直解著述之中，孜孜不倦，乐而不疲，终于向学界和世人奉献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陈先生这一生，除了教学工作（从中等师范教师到大学教授），可以说，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奉献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早年的杂文创作，使他驰名文坛；中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让他赢得了学界美誉；中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驰誉海内外。

 

诗骚直解堪千古

陈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包括了近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和《诗经》《楚辞》研究，而其中尤以《诗经》《楚辞》研究为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创获丰硕、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

先看《楚辞》研究。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他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著，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文化、风俗、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其目的在于还屈原与《楚辞》的历史真面目，同时对历来的楚辞研究诸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尤其突出的是，陈先生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相结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历史、神话、考古、文化、地理、政治、军事、天文、动植物等相融合。在此基础上，他阐发了属于个人的独立研究和独到见解，其治学特点真正体现了自己所奉行的宗旨：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陈先生提出，自己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予以一一爬梳澄清。在《楚辞直解》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属于个人独立研究的论见——屈原二十五篇诗歌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人格、志向、理想、追求，是屈原个人真实心声的吐露，而屈原的思想，乃是兼摄了先秦诸子各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方术家、纵横家等），且又体现了他个人独特风格特色的一家。

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史的高度，认定屈原的作品堪与古希腊荷马史诗、意大利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这充分体现了其高屋建瓴的深邃目光和宏微结合的真知灼见。

陈先生在阐释屈原及其作品的过程中，特别提倡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必须以客观现实、时代思潮、历史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特殊条件，作为创作源泉的反映论，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如只是从作者的主观情趣和灵感、个人想象和幻想、无目的的抒写和纯审美的渲染角度看问题、作阐释或解说，就会难以说通，也就难以令人信服。这充分体现了陈先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可以说，集楚辞全部作品注、释、笺、译、论之大成的《楚辞直解》一书，确立了陈先生在现代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自然被聘为了中国屈原学会的学术顾问，并被列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八大家之一。

陈先生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经语译》；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但实际上，他为研究工作所做的各种准备，却早在青年时期即已开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他的这种有目的的广泛阅读，为他正式着手研究《诗经》打下了厚实基础，而他沙里淘金的治学态度，使其研究结论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观实际，更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

陈先生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表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上古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个人看法。

对于两千年来陆续问世的历代《诗经》注本，陈先生指出，它们虽然都有参考利用价值，却也不免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结，给本来就难以“确诂”的《诗经》蒙上了层层迷雾，使人真伪难辨、不知所从。鉴于此，陈先生态度十分明确，不唯古人所说是从，不做“毛（毛亨、毛苌）郑（玄）佞臣”“三家媚子”“朱子信徒”，也不对古人成说一概否定、全盘抛弃，而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即是，非即非，明确弃取，毫不含糊，关键看是否合乎诗旨本义。

为此，陈先生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谬正讹、去芜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辩论——辨必有据、辨伪求真。比较典型的例子之一，如对待“诗序”的态度。古人唯儒家说教为尚，自然将汉代问世的“诗序”奉若圣旨，而近期不少学者受“左倾”思潮影响，认为“诗序”是封建贵族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立场利用《诗经》所做的儒家说教，全属牵强附会之说，应一律予以删汰弃之。而陈先生不然，他虽也认为“诗序”乃儒家说教，在解诗中较多地取用了“三家诗”说，但他并不对“诗序”一棍子打死，而是把它结合在具体的解析作品过程中。凡“诗序”解释合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他都明确表述为“诗序不误”，而且他还在《诗经直解》一书中每一篇诗的开首，引录了相应篇章的“诗序”，供读者参照，这显示了他与近世诸多学者的迥然相异。当然，对“诗序”所言有误者，他自然毫不客气地会一针见血指出其弊病，这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客观认真态度。

陈先生诠释《诗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为了解析诗篇本义，特别是其中可能涉及的历史与社会的多学科广博知识，他都会予以详尽的引证，而这些引证的材料，很可能要涉及天文、地理、历史、风俗、生物、考古、农业、军事、经济等多学科、多层面，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加以阐释和说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如《曹风·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宾之初筵》《周颂·良耜》《周颂·潜》等诗篇。

需要指出的是，与古人及今人各种注本相比，陈先生的《诗经直解》，有着独特的体式：原诗与译诗上下并列，便于对照阅读；译文力求正确、畅达，努力保存原始风味与民间习气，不苛求再创造；注释汇集前人成说，兼采近人新见，博观约取；解题（“今按”）尽力切近诗本义，扼要评述“诗序”与反“诗序”诸说；“韵部说明”方便读者了解诗韵。

陈先生之所以如此精心安排体式，乃是取了历代注家的长处，体现其兼顾普及与提高的良苦用心：既使一般读者借助本书的今译、注释，能读懂、弄通《诗经》，了解其内容与风格特色，又可使研究人员省却翻检之劳，借助本书可获得较多参考资料，便于参酌对照，从中获得启示，甚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可见，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还是从兼顾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看，陈先生的《诗经》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他堪称二十世纪《诗经》的研究大家。许杰先生用“诗骚直解堪千古”来赞誉陈先生研究《诗经》和楚辞的杰出成就，来概括他毕生的辉煌学术业绩，应该说是言符其实的。

（作者：徐志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甘肃省特聘“飞天学者”，西北师大讲座教授。已出版《楚辞综论》《古典与比较》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本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04月09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