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先生的孙女、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女士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两张民国时期的收据，其正文分别如下：

　　“今收到严幕光先生缴入中国长城铅笔厂贰股金国币贰佰元正，股票俟本厂正式成立后再行奉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长城铅笔厂筹备员：张大煜、赵忠尧、刘云浦”

　　“今收到严幕光先生缴入中国长城铅笔厂三股国币叁佰元正，俟后凭此掉换正式股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五日。中国长城铅笔厂常务董事施汝为具”

　　这两张收据涉及到的人物严幕光、赵忠尧、张大煜、刘云浦、施汝为、刘云浦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学者，其中严幕光、赵忠尧、施汝为三人有同门之谊，先后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之前身）数理化科，后皆以物理学研究闻名于世，1958年又协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幕光，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幕光为其字；赵忠尧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首任系主任；施汝为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首任系主任。笔者由于就职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的缘故，这两份收据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于是着手收集相关信息，谈谈两张收据背后的故事。

　　1932年，中华民国海关贸易报告记录了全年进口铅笔所耗资金150万元，这引起了一些归国留学生的注意。他们知道铅笔制造并非尖端工艺，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状况。1935年，吴羹梅在上海组建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自主生产铅笔。此时，身在北平的赵忠尧也在思考，“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我又想结合出国数年积累的经验，在国内仅有的少数企业中寻觅伙伴，探索技术，创办小型的国产工业”，希望通过振兴民族工业来报效国家。

　　1936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大煜有感于清华师生以及北平中小学生使用的铅笔全是进口的洋货，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一股“工业救国”的热潮，便决定邀请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一家铅笔厂，实现国货自强的目标。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以赵忠尧、张大煜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忧思难忘，希望通过自己的点滴努力，与社会上的各种救国行动汇成一股民族自强的洪流。赵忠尧曾回忆：“我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等，尽管碰了不少钉子，但毕竟身体力行，尽了努力，从各个方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张大煜、赵忠尧、刘云浦、施汝为等一拍即合，拿出自己的多年积蓄，并从友人之中筹集资金以作创建铅笔厂之用，最终共筹得大洋2000余元。严济慈是赵忠尧、施汝为的学长，于法国学成归来，任职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素有提携后学之风，得知两好友创建铅笔厂，投身“工业救国”。为国尽力、为友分忧，严济慈自不甘人后，先后两次筹资500元，鼎力支持铅笔厂的创办。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收据。

　　开始筹办之后，他们从德国进口了制芯机这一关键设备，就在北平开始试制铅笔。教化学的张大煜负责试制笔芯，教物理的赵忠尧则亲自和清华物理系的技工们一起，在实验室里进行笔杆以及成品试制。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拿出了满意的铅笔小样，准备在北平开始正式生产。

　　然而，时势难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遍地，华北危急。北平已经无法建厂，于是南迁上海，并将厂名定为“长城铅笔厂”。

　　何以“长城”为名？因为长城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用长城来代表民族工业，既希望民族工业似长城一样绵延万里代代相传，亦含抵御外敌入侵之意，以民族品牌来抵制洋货对国内市场的占领。长城铅笔厂生产的“长城”牌铅笔问世以后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赵忠尧在日常工作中也使用“长城”牌铅笔。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赵忠尧教授纪念展”，赵忠尧夫人胡惠书女士曾捐赠一支“长城”牌铅笔供展览之用。

　　1956年1月，长城铅笔厂并入中国铅笔一厂（即前文所述的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今天，“长城”牌铅笔已成长为中国著名品牌，享誉全球。（本文转载自《团结报》2019年4月4日 记者 方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