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天气渐热，时有凉风和阵雨。中旬的一天，我们跟着导航，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西门进入，穿过了一片又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最终在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前停下，楼门口没有张贴标志，农业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室就在小楼内，这里便是贾文忠工作的地方。
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出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老北京“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曾拜康殷、傅大卣、程常新、赵存义、马宝山等名家为师，研习金石篆刻、书画、鉴定，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保护、鉴定等工作四十载，修复青铜器数千件，其中一级文物近百件。
一杯清茶引出老北京青铜修复历史
贾文忠把我们迎进他的工作室，一边寒暄，一边耐心地刷壶沏茶后，便打开了话匣子。
贾文忠介绍，民国时期，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兴盛，尤以江苏苏州、山东潍坊、陕西西安、北京等为代表的四个民间青铜修复流派最为著名。古董商人们称其复制的青铜器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和“北京造”。
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是位清宫造办处的太监，姓于，外号“歪嘴于”。“当时的清宫造办处有八位巧匠手艺最高，人称清末‘八大怪’。‘八大怪’中修复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清朝末年，“歪嘴于”出了宫，在前门内的前府胡同庙内（今人民大会堂附近） 开了个叫“万龙合”的作坊，专门修复古铜器。于师傅先后收了7个徒弟，其中一位叫张泰恩（1880－1958）。张泰恩在家中行七，在师傅门下也行七，所以大家都叫他“张七”。
张泰恩（左）王德山（右）
于师傅去世后，张泰恩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局址仍在前府胡同庙内，主要业务是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后来，张泰恩将“万隆和”迁到东晓市，生意兴隆，大批古玩商前来修理青铜器。由于业务繁忙，张泰恩也开始招收徒弟。30年内，“万隆和”共收了11位徒弟，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
张泰恩的一位高徒是13岁学艺的王德山（1911－1989，祖籍河北衡水小巨鹿）。“这王德山便是我父亲贾玉波的师父，我的师爷。”王德山的手艺在北京古玩界首屈一指。1927年，王德山出师自立。他不仅能将破损的铜器修理完好，而且还能根据不同国家客人的不同喜好，将其做成洋庄货（与外国人做的生意，俗称洋庄生意，与外国人交易的商品俗称为“洋庄货”），如法国庄（多绿漆骨）、英国庄（多绿漆骨）、美国庄（多黑漆骨）等，所以古玩商们手中的铜器大多交给这位北京“古铜张”的第二代传人——王德山和他的徒弟们修复。
上千张青铜照片述说贾氏世家缘起
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1923年生于河北束鹿县。1937年，13岁的贾玉波由其姑夫、“通古斋”掌柜乔友声从河北老家带到北京琉璃厂，安排跟随王德山师父学习铜器修复。“大家都认为师爷王德山手艺好，名声大，跟着他学，一定不会饿肚子。”就这样，贾玉波成了民间青铜四派中北京派“古铜张”的第三代嫡传。
由于贾玉波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高超的修复技艺，很快就成为王德山最为信任的高徒。那时，凡是经过“通古斋”出售的青铜器都要先交到王德山和其徒弟贾玉波等人手中去锈、整理、修复。“师爷有一个习惯，就是凡是经过他们师徒之手修复过的每一件青铜器都要拍照留存。当时的照相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和底片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可惜的是，他们只拍摄了修复后的文物，而没有留下文物修复前的原始照。这些照片的数量多达上千张。”世事变迁，很多修复过的青铜器都在新中国建立前流失海外，如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青铜人面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兽面纹方鼎等，唯有这些青铜器老照片被有心人贾玉波精心地收藏并保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青铜器修复的历史见证，也为后人研究青铜器修复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青铜器的玻璃板底片和老照片
人面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面纹方鼎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贾玉波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对翻模、铸造、錾刻、銮金、壅银等工艺也都样样精通。40年代初学成自立后，贾玉波一直为琉璃厂的古玩铺修复青铜器。1947年，贾玉波参加革命，并以修复古铜器为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解放初期进入北京市军管会工作，后被派到北京市粮食局任粮食加工科科长。1959年，刚刚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满足陈列展出需求，急需大批文物修复工作者对众多文物进行修理、复制。在有关方面邀请和师父召唤下，贾玉波辞去了粮食局的干部职务，加入到美术公司，重操旧业干起了文物修复工作。“父亲那晚一宿没睡，在粮食局算国家干部。文物修复，说得再好听，也是一工人，但是最终父亲还是选择了文物修复。”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后期，贾玉波一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通史陈列”修复、复制文物。他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文物保护和修复中。他最早把橡胶、搪塑、乳胶模具翻制技术应用于传统文物修复和复制技艺，又成功研究出电解铜制作铜模具技术、化学做旧技术、电镀金技术、无氰电镀技术，这些技术至今仍在文物修复和复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龙虎尊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贾玉波清锈整理
贾玉波带徒弟
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经他手修复和复制的青铜器重器无数，多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如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大盂鼎、越王勾践剑、秦铜车马、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等珍贵文物数百件。
数十年熏陶传递家族热爱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贾文忠七八岁就喜欢上了画画。“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宣武区，离琉璃厂特别近，我没事儿就在店里看画、临摹。”父亲贾玉波和琉璃厂店里的老师傅们都很熟，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儿。跟着父亲，贾文忠从小就到这些店里去玩，父亲聊天，他画画。唐伯虎、齐白石、李可染、陈半丁、李苦禅等，凡是店里挂着的画，都被他临摹了个遍。
上初中以后，每周二和周六下午没课的时候，贾文忠都会偷偷跑到历史博物馆父亲所在的文物修复组去玩，“他们在那儿干活儿，我就看他们干活，我觉得特有意思，翻模、做颜色、修东西、焊东西，我都看明白了。”贾文忠初中还没毕业就已经学会修文物了。
贾氏文物修复之家 启功题
年轻的贾文忠因为喜欢文物修复，还经常去美术馆对面的中科院考古所玩，“考古所有一个特别大的文物修复室，有几个技工就住在里头，经常到晚上11点才收工。我下学回家吃完饭六点多钟，家门口有个2路公交车到美术馆，我看他们干完活再坐末班车回家。”
贾文忠高中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修复厂招工，从小就喜欢文物修复的他去考试。“我记得当时我就徒手翻了个石膏模子，翻完了，人家说挺好，这活儿不错，你明天就来上班吧！”就这样，贾文忠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文物修复厂，一干就是六年。
地下文物千百年来受到土壤内地下水中所含的酸、碱、盐类各种物质的侵蚀，土壤压力和温湿度等因素的影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腐蚀。青铜器也是如此，地下埋葬时，墓穴塌陷、地层变化、环境变化等都会对青铜器造成伤害，因此有“十铜九补”之说。
领导对贾文忠的工作很满意，同意成立修复组。随后的那几年，贾文忠在修复室里修复了很多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西部，是周昭王八年（前1045年）燕国的初都所在地，为北京城的发源地之一。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琉璃河遗址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贾文忠修孔庙大成殿上的匾额
贾文忠在修青铜器
青铜修复工艺，在历史上是随着金石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现代青铜器修复技术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工艺，并且有所发展。主要包括清洗、除锈、整形、补配、焊接、做旧等一系列工艺步骤，使它修复到本来的样子。“青铜器修复技术从清末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以前用的胶是树胶，现在都用进口的胶，以前用的漆是大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透，现在用的化学漆很快就能干。”相比修复技术的发展而言，其实文物修复发展以及变化最大的是修复理念的更新。
意大利的布兰迪（Cesare Brandi）1963年撰写的《文物修复理论》中提出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可识别性等原则，代表了西方文物修复保护的主流观点。“以前的修复理念是让一件破损的器物看不出来曾经修过，最好永葆万年。如今的修复理念是注重可识别性和可逆性，要让人知道这件文物是经过修复的，并且以后还可以重新修。”
1982年，文物修复厂解散，厂里的人员被分配到北京各处的文物部门，贾文忠被分配到了首都博物馆。对于贾文忠而言，只要不离开自己热爱的文物修复事业，到哪里都一样。
刚到首博之初，贾文忠有点失望，那时的首博还没有文物修复部门，只能先在保管部工作。“领导说如果你干得好，将来就成立文物修复组”。为了领导的这句话，贾文忠卯足了干劲。第一个任务是修孔庙大成殿上的匾额。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大成殿是祭祀正殿，殿内外悬挂着清代康熙至宣统九位皇帝御书匾额、楹联以及袁世凯、黎元洪书写的匾额。“这些大匾七米长，两米多高，五四运动时堆在大殿里60多年了，上面的土堆得很厚，我把所有的匾清出来以后，挨个清理、修复，用了半年才把这九个匾都给修好。”
修好了匾额，贾文忠又翻看史书，查阅资料，了解北京寺庙如何祭孔、布置、陈设等，贾文忠又把过去孔庙里留下的祭器都给找了出来，按照史料记载原样复原。1984年孔庙大成殿开放了，贾文忠修复的文物展示在观众面前。
经年累月坚守续后备力量
1987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农业博物馆要筹备一个全新的展览，请国家文物部门帮忙，国家文物部门派人借调至农博，贾文忠就是其中之一。“借调农博办展览两年，这里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修复也可以做研究，农博环境也优雅，我就调来了。”
虽然离开了文物系统，但贾文忠始终没有离开博物馆，也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文物保护修复事业。
20世纪90年代初，贾玉波那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相继退休，文物修复行业青黄不接，对贾文忠触动很大，他萌生了要建立一个民间文物修复团体的念头。贾文忠找到了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商量此事。“罗公听到这个想法，特别高兴，他说可以挂靠在中国文物学会，成立一个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此事不仅得到了罗老的鼎力相助，孙轶青、郑孝燮、庄敏等老专家老领导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1991年，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成立，当年成立大会的合影至今还挂在贾文忠的工作室，贾文忠感慨颇深：“当时很多老领导都来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在了，但是他们为文物保护修复做出的贡献，我们始终铭记于心。”2003年，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取得了民政部分支机构证书，坚持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6届，培养了大批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人才；每两年连续出版《文物修复研究》，给文物修复行业的人员提供了学术分享的平台。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时合影
作为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贾文忠还策划了很多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具体实施，策划了十余次的大型培训。瓷器修复、青铜修复、古代家具修复、纸质文物修复等，为我国文物修复保护事业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贾文忠就认为，比较合理的文物修复传承，应当是学院教育和师徒手口相传相结合。“我提了个方案，希望文物修复可以走学历教育，正好当时的海淀走读大学也想开设一个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报给教育部，最后批准了。”
贾文忠制作全型拓
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从最初只有一个学校开设，并且只给予大专学历，到现在，全国47所院校都开设有类似的专业，还招收了研究生，大大解决了文物修复行业人才匮乏的难题。直到今天，贾文忠仍在北京联合大学挂职，教授文物修复与鉴定的课程，“其实现如今文物保护修复事业缺的并不是人才和后备力量，真正缺乏的是对文物保护修复从业者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机构人员的配置上，也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目前，一些从业者转行了，或者自己单干了，因为收入实在是很微薄。希望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多支持，能够让这些默默无闻、从事文物修复的手艺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就感，经济上获得满足感”，贾文忠在采访的最后感慨道。
近二十年，贾文忠又在为另一种与青铜器有关的传统工艺——全型拓的传承奔走呼吁，他自己制作的拓片已多达数百张，不仅将青铜重器的全型拓和自己画的生肖相结合凑齐了“十二生肖”，还为数千张铜镜拓片根据意境搭配禅意画。2017年、2018年分别在恭王府和颐和园举办了展览，共接待30余万人。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又到了山东曲阜新建成的中国孔子博物馆展出；“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时，展览走进到河北霸州……
在中国，从事工艺传承的人有很多，但家族三代都从事一项事业的寥寥无几。从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开始，其下子女贾文超、贾文熙、贾文珊、贾莉莉、贾文进及第三代贾汀、郭玢、贾树等子孙共10人均供职于各文博单位（故宫、国博、首博、农博、西安考古所等）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这样的阵势，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中国人自古崇尚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它体现着一个家族为了一项事业“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前赴后继的执着。“贾氏文物修复世家”当之无愧，未来可期。（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2019年6月18日 05、08版 记者 马怡运）
注： 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1961年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老北京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大学文化，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生班毕业。先后就职于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现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等客座教授。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文物修复研究》期刊主编，《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编委。2002年入选《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博界百位“学术成就显著，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