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一个穷苦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曾经两次失学，每次都因得到二姑父张雪岩的帮助而恢复学习，进而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我的家是在山东潍县固堤区固柳乡河西李家埠（现名为南王家埠）。我的家庭原是一个大家庭。曾祖父李兆朋生下两男一女，即我的祖父李均贵和二祖父、老姑母。祖父生下我父亲李俊声和叔叔李俊亮，还有三位姑姑；二祖父早年去世，生有三男两女。自我记事起就是中农生活，全家人都以务农为生。曾祖父活到九十八岁。他去世后，我祖父和二祖父才分成两家。我父亲叔兄弟五人，只有他上过学，读过私塾。父亲十九岁就给人家当店员，在沂水界湖镇做生意。当时祖父和叔叔经营的家庭有十五亩地、两头牲口，日子都能过得去，但都不很富裕。

我生于一九二○年二月十三日。由于我是曾祖父的第一个重孙，是我父亲叔兄弟五个的第一个男孩，深得祖父祖母的疼爱，所以我的童年在家族中是很优越的。特别是我二姑母李耐梅，她和二姑父张雪岩曾与我同年生了一个男孩子，名叫“生”，在六、七岁时，不慎掉进水井中淹死了。姑母精神受刺激太大，后来见到我，就象见到“生”一样，拿着我当成她的孩子看待。我八岁才在本村小学上学，为什么上学那么晚，就是因为家里人怕这怕那，不让去上学。在我上学的头一年，家里人还要接送。

一九三三年是我高小毕业的一年。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都在酝酿着到县城考中学。我在高小的功课是比较好的一个，考中学是有希望的。祖父和叔父这几年经营的家庭经济情况也比较好，主要是农业收成比较好，特别是北大荒的几亩地连续几年丰收。这时，家里的牲口换成了一头骡子、一头黄牛，邻里们也议论我们家比较富裕了。祖父和叔父都支持我去考中学。我考中学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可是，就在十月间突然有一天，我弟弟跑来要我赶快回家，说家中出事了。在回家的路上，弟弟边哭边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我，说昨天夜间叔父被土匪绑票走了。叔父被绑票后，在外地做生意的父亲也回来了。他同我祖父商量，卖地，卖粮，筹了七、八百块钢洋，在这年冬天才把叔父赎了回来。家庭从此破产了。我上中学的梦想破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看着毕业的同学有的去考县中了，这对我刺激很大。祖父是要我上中学的积极支持者，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终日流露着惋惜的心情。有一次，我几个伯父和叔父在一起又提起我上中学的事情。三叔李俊岚提议，带着我去上海找我二姑和二姑父张雪岩，想方设法找事情干，或者还能争取上学。这件事后来得到祖父的同意，大概在这年三月，我同三叔从家里起程去了上海。

经历了几天的水陆辗转，我们终于找到了住在上海闸北的二姑母家。七、八年没有见面的二姑母突然看到我出现在她面前，格外的高兴。她把我拉在怀里问这问那，在高兴之中隐藏着悲伤。她不说我也明白，那是她看到我就又想起了她的“生”。说着说着她竟哭了起来。这时，二姑父张雪岩走过来对她说：“你不是想万增（我的乳名）吗？孩子来了你倒哭起来了！”姑母又转涕为笑说：“我是高兴的哭，哭就是笑嘛！”二姑父把话题引开，问我们祖父和家里的情况。姑母姑父生有三个孩子，除了“生”以外，还有两个女儿菊魁、国华，一直带在身边。在上海的日子里，我与两个表妹相处的十分融洽，她们经常拥在我怀里，就象亲兄妹一样的亲。

过了七、八天，二姑父就领着我和三叔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看看。他工作的机关是中华基督教总会，地点在一大马路。中华基督教总会，当然都是信耶稣教的。办事人员都比较年轻，大概三十岁左右，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我在姑父的办公室里坐着，翻看了他们出版的一些书籍和刊物。我对“唯神论”的观点，似是而非。有时想到我家贫穷、土匪绑票等这些遭遇，大概是“命运不好”造成的。但说到二姑父张雪岩的经历，我又觉得十分费解。他的家庭同样贫穷。据说他只上过小学，后来在亲属的帮助下，初中没毕业就被招到外国去做工，在国外学会了英语，参加了耶稣教，回国后又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我们同样的出身，为什么有着不一样的境遇？我认为他是利用教会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他不见得就信“神”。我心中的话，不敢向姑父讲，有时我就向姑母讲，向三叔讲，他们也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

本来我来上海是抱着求出路的欲望，一是来这里继续上学，二是能在上海找点事干干。可是，这些想法都落空了。原来，姑父到这年夏天就要搬到山东济南去工作，全家随迁。至于在上海找事做，姑母坚决不同意，而且说：“你才十四岁，小学刚毕业，在上海能做什么？”最后，还是姑父出来劝我回潍县老家继续上学，并表示可以资助我，要我到广文中学投考，去上中学。他还给我写了介绍信，给那里的崔德润校长。这样，我才高高兴兴地同三叔回了老家，一边在家务农，一边准备考中学。

一九三五年春节前，广文中学招生了。我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的题目是比较难的，结果我在被录取的四十多名考生中，名列第十二位。

广文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是基督教会兴办的。原先齐鲁大学就设在这里，而且还附属一个大医院。后来大学搬到济南，这里改名为“乐道院”，兴办了中学。中学原有男生部和女生部，后来合二为一，叫广文中学。学校规模比较大，设施比较好，而且还住着许多传教师，单独住着一个大院。这个学校的学生，不仅是潍县的，还有来自其它各地的。学生们都住校。由于建筑样式特别，老百姓都把这里叫作“洋楼”。广文中学的教学程度是比较高的。老师都是大学程度，而且都是较老的先生们。这个学校教的外语是英语，大都是由传教师的夫人来担任，发音比较准确。还有物理化学楼，可以进行教学试验。教室都是按专业设置的，上一课，就换一次教室。如地理、历史教室都有许多资料，音乐教室有钢琴、风琴等设备。当然，在这里学习，花钱是比较多的，一年得有一百块钢洋，一般家庭是负担不了的。

这年夏天，正值放暑假时，二姑父张雪岩从济南来乐道院进行基督教的活动。我在礼堂里听了他的一次讲话（全体师生都参加了）。事后，我又随姑父到了他在济南齐鲁大学的家里过了一个夏天。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在广文中学遇上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封锁消息很严，开始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学校通知临时放假，限期回家，何时回来，见通知再说。一见到通知，大家就议论起来。这时就听说北京学生到南京请愿，要路过济南，学校怕潍坊的学生也到济南去欢迎并参加行动。当天晚上，同学们就在宿舍的走道上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据说，请愿团是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而国民党蒋介石多年来一个劲地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鬼子一枪不发，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人，东北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国民党政府又想把华北再送给小日本。大家就说蒋介石是汉奸卖国贼，共产党红军是抗日的，共产党的领袖是“朱毛”。当时，我还以为“朱毛”是一个人的名字。第二天，同学们大都走了，还有零星的同学没有走。我当时正在生病，在乐道院医院看了好久也治不好，身体很虚弱，想走也走不动。广文中学是个教会学校，按说政治活动应该不多，但事实上却相反。回想起来，党还是利用了这个条件进行革命活动，没有离校的学生是在进行革命工作的。国民党政府也派人来监督搜查。有一天晚上，一些进步的同学为了躲避搜查，就跑到传教师的住宅区去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听到进步同学的许多宣传，知道了国家的许多大事情。

过了十几天，同学们相继都回来了。可是我的病也越来越重，由吐白痰到吐黄痰，进而吐黑痰，浑身无力，瘦得厉害。最后，是祖父把我用大车拉回了家。这场大病使我耽误了一些功课。病愈后，本想在一九三六年开学时复习期考的课程，继续上学，可是春节后，父亲回来与祖父、叔父商量还是决定不上这个学了。主要是说花钱太多，虽然有别人资助，但家里还是承担不了。于是，我又一次失了学。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家继续作叔父的帮手，干起了农活。这时，从我的精神状态来说，我对失学是很苦恼的，总觉得我应该上学。尤其是看到别的同学从学校回来，我就失眠，睡不着觉。我是同祖父住在北院堂屋里，晚上失眠时，就到院子里活动。老人家知道我的内心世界，也跟着我睡不着觉。后来，他还是同意我再给二姑父写信，向他求助。经过再三联系，我终于收到姑父的来信，答应我在这年夏天去济南。这次出行，我已打算再也不回来了，祖父也是这样给我安排的。所以，我的生活用品都带上了，连过冬的衣物也都带上。

到了济南，二姑母是很疼爱我的。她叫我住在西厢房，生活安排的很好。可问题是，这时济南的中学招生已错过了。眼看着继续上学的愿望又要落空。对此，我十分苦闷，终日闷闷不乐。无巧不成书，大概在七月底、八月初，有一位先生来看望二姑父，并在家中吃饭。客人走后，我就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姑父告诉我，是费县师范讲习所的校长，名叫徐乐亭。于是，我当即向姑父提出送我到那里去上学。费县在鲁南山区，距我老家较远，但距父亲做生意的沂水县较近，只两天路程。特别是，这个学校费用较少，而且考取第一、二名还可以免收学费。经过与姑父、姑母反复商议，最后他们终于答应了。因为学校快要开学，不能耽搁，姑父给了我三十块钢洋，我就去了费县。

我在姑父家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由于精神上的苦闷，闲来无事，就翻看姑父的存书。古今中外的书籍很多，我看了不少，特别是属于文学的书籍。其中，我很感兴趣的是那些刊物，记忆尤新的有有关苏联的刊物，还有国内出版的如《新潮》等刊物。这些刊物使我对苏联有了些初步的了解，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材料和揭露国民党打内战、投敌卖国的活动等，对我有了某些启发。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反对打内战，主张团结起来抗日的；国民党是代表资本家和财主的利益、腐败无能、打内战、投敌卖国的一帮家伙。知道了“朱毛”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指朱德、毛泽东，红军已经到了陕西北部等等。属于这方面的刊物，我还挑选了几本放在箱子里。这使我对进步思想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

费县师范讲习所是专为本县培训小学教员服务的。在校学生八、九十人。徐乐亭是校长，昌乐县人，信仰耶稣教，国民党员。老师也都是外地招聘来的，有国民党员，有富人家的花花公子，也有思想进步人士，并且后来知道还有共产党的人。我就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林浩同志引导下，参加了党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后改为民族先锋队）。十月，又经三年级同学、共产党员王宗一同志介绍，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由一个穷苦的学生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回顾我的这段经历，由于二姑父张雪岩的帮助，我在两次失学后都得以继续上学，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这既是一个穷学生的偶然的机缘，也是当时社会必然的结果。可以说，张雪岩先生早年对我的这种关爱、影响和培养，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终生难忘地。

注：①张雪岩，生于1901年1月12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大常疃村人，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知名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爱国基督教教会领袖。他出身贫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谋出路应招华工去了欧洲，后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并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1934年创办并主编出版中国第一个直接面向农民的刊物《田家》半月刊，1945年与许德珩、潘菽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于1946年成立九三学社。1948年冬，因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出国。1949年春，应中共邀请回国参加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28日突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仅49周岁。

②李华林（1920—1996），山东省潍坊市人，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山东省临沂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沈阳煤矿设计院院长、国家煤炭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部党组成员，1983年12月离休，离休后曾任中国煤矿体育协会主席。1996年8月18日病逝于北京。

（王红谊根据李华林回忆录手稿整理，于2009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