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挺有意思，我们家三个人加入九三学社的时间不仅横跨了两个世纪，而且前后还相差了整整23年：爸爸詹同渲（更多的人熟悉他的笔名——“詹同”）于1982年加入，弟弟詹咏于1997年加入，我则于2005年加入。这横跨了23年的时段，恰好融入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今细细回味，历历往事与变化让我感慨万千。

“以创造性建设谋求社会进步”和“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终生”是我曾祖父、著名爱国铁路工程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年轻时就树立起来并一生践行、鞠躬尽瘁的理想和信念。我爸爸詹同渲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级导演兼美术设计、著名漫画家，虽然从事文艺工作，但秉承了我曾祖父的理想和信念，这与“爱国、民主、科学”的九三学社宗旨高度契合，所以他成为了九三学社的一员。

20世纪80年代初，振兴中华的宏愿在神州大地已化为巨大的动力，爸爸与当年上海电影系统的多位同行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分散在各区的直属支社中。1984年2月25日，在他和袁国英等几位老师的努力下，直属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社市委的前身）的文艺支社成立，文化艺术出版界的九三学社社员也就聚在了一起。爸爸当选为支社的第一届主任委员。那时的文艺支社成员仅有20人左右，其中来自影视系统以及本市话剧团的社员占了支社的“半壁江山”。

1987年，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早在他13岁时就曾在北平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画过“反对内战”的宣传画，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夙愿。作为第六届市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市政协常委以及九三学社市委委员，他一次次地在有关会议上就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产美术电影事业的振兴繁荣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等领导建言献策，其他社员也积极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这些前辈们确实非常朴实可爱，因为当年的文艺支社还没有一个专门对口联系的统战部门，也没有固定的活动经费和场所，甚至连邮寄一些会议通知也要在社市委机关干部的帮助下解决，开展一次组织活动非常不容易。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时期“九三”前辈们使用过的自制信封，仅有现今手机一般大小，可见他们当年是多么节俭！

上世纪90年代，在曹正文、周军等担任支社领导期间，吴宗麟老师就积极动员当时在科影厂从事动画背景设计的我加入九三学社。而当时我自感尚有欠缺，便推荐弟弟詹咏加入。弟弟比我小8岁，当年已在少儿报刊领域干得很出色了，而且还在全国漫画比赛中得过奖。我们姐弟俩都是爸爸的崇拜者，无论是绘画还是为人，且弟弟曾对爸爸表示过，等长大后也要加入九三学社。于是，在爸爸病逝两年后，年仅26岁的他成为当时文艺支社最为年轻的社员，那一年，支社曹正文主委也仅40多岁，他和吴宗麟老师等均是1988年入社的。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末，九三学社上海组织已加快了“年轻化”的步伐。

后来，弟弟詹咏又担任了支社的副主委，2008年他进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今年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在“九三”的大家庭中，他不断历练成长，我想爸爸如果知道，一定会很欣慰。

2005年，我也像爸爸和弟弟一样，终于成为文艺支社大家庭中的一员。社市委主委赵雯十分关心文艺支社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并时时关注老社员的健康和中青年社员的成长。2008年12月25日，经过一年的筹备，文艺支社升格为九三学社上海市文化委员会，曹正文担任第一届主委。委员会下设文新报业集团、文广集团、油雕院三个支社，成员也从1999年的71人发展到102人。在成立大会上，许多30多岁的社员积极参会并承担会务工作，委员会朝气蓬勃。

文化委员会成立11年来，曹正文、朱少伟、郑瑛三位新老主委以身作则，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案的内容涉及文化、民生等诸多方面。毛时安、曹正文、朱少伟老师的提案，如《政府应当明确加大文化财政投入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尽快解决沪宁高速拥堵现象》《医保卡应在长江三角洲联网》《充分利用浦东“鹤窠村”遗址、生动展现古代上海鹤文化的建议》等，受到了中共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重视。朱少伟、史煦光、李建国等社员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稿中提出的建议，也得到了全国政协、社中央、市政协及中共市委统战部等的重视和采纳，有些还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

这几年，委员会发展了多位20多岁的年轻社员，使社组织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并充满了朝气。人才济济的文化委员会目前有100多位社员，他们中既有知名的“电影人”，也有知名的作家、节目主持人、书法家、画家、编辑、记者等等，他们通过讲座、展览、公益活动、著书立说等形式，把先进文化传播到社区、高校，并传播到孩子们的心中。

抚今追昔，屈指算来，我们一家两代人经历了近40年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发展，虽然仅是一个小侧面，但“尝鼎一脔”“见微知著”，何能不百感交集？

（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 詹萤 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