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著名教育家、农史专家、生物学家。先后主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扩建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兰州大学，参与筹办西安临时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重返西北农学院，任院长，直至1977年辞世。曾担任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副主委兼宣传部长。担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通过政协工作推动我国古农史研究。
潜心生物科学开启科学考察
1894年，辛树帜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东乡辛家嘴一农民家庭。辛树帜幼时在乡间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以后在安福县高等小学、常德师范学校接受了新式教育。1915年，辛树帜赴武昌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历史科，阴差阳错“误入”博物科。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激起了他对博物科的兴趣，正式开启了他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辛树帜开始关注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并将余生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
1924年，辛树帜赴欧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生物学。留学期间，辛树帜结识对他影响至深的导师——笛尔斯。笛尔斯告诉他，中国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尚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能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空白。
1927年，辛树帜在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副校长朱家骅的催促下回国，受邀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他向戴传贤、朱家骅表明志愿献身中国教育事业。在他的坚持之下，辛树帜于1927年7月起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1929年7月兼任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间，辛树帜领导了中国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学采集活动——瑶山考察。此次生物科考采取分工合作与对外协作相结合的方式，发现动物标本1万余号，植物标本4万余份。其中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余种，奠定了他在我国动植物分类学上的地位。
辛树帜对中国动植物进行科学考察的思想肇始于他留学欧洲的途中。在给张镜澄、薛良叔诸位先生写的信中，辛树帜提出武昌高师建立南洋生物研究室的建议，并极力倡导学校组织学生赴香港、西贡、新加坡、爪哇、槟榔屿等地做考察采集。留学期间，辛树帜将科学考察作为促进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设想按照全国物产进行分区调查，倡导国内生物学界应该“择地开一物产调查会，将全国化为物产调查会，将全国化为若干区域，以某域之物产调查之责任归某大学生物系担任”。具体来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可称华中区域，归武昌师大生物系调查，江苏、浙江可称华东区域，归东南大学生物系调查（江、浙之海产调查属之），其他以此类推。”瑶山考察就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辛树帜依然秉承他一贯坚持的动植物科学考察的思路。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简称西农），他促成国立北平研究院与西农组成我国近代西北地区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成立，指导学生深入太白山、关西、陇右等地进行调查、采集与研究；在国立兰州大学，他成立西北农林调查与采集团，赴太白山、贺兰山、祁连山地区进行考察，积累21余万号珍贵动植物标本，为兰州大学生物系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这些工作应该说是瑶山科学考察工作的延续与拓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西北地区生物学研究及农林事业的深入发展。
转向农业科学关切国计民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辛树帜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转向与国家经济发展、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农学领域。在《西北之最近建设概况与将来》中，他说：“西北的大患是旱灾。黄河在下游，因自上游黄土层地带携来的泥沙沉淀的结果，常时发生泛滥。治河的途径有治上游和治下游两方面。治下游当然是水利工程的问题。至于治上游的主要方法，就是造林，来减少由地面水带到河流内的泥沙量。”在西农办学期间，设置学科以西北开发为宗旨。西农的水利系、森林系便是为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西北大问题所设置的学科。园艺系、农艺系着力发掘并培育适合西部种植的小麦、果树、蔬菜、花卉等本地种子，畜牧兽医系旨在助力西北畜牧业的发展。在上述五系基础上，辛树帜特别设置了农业经济系，设想依托该系，系统、精密地调查研究诸如“地价、农民负担、农村借贷、农民生活实况”等农业状况，为西北大开发提供决策依据。这些学科直接推动陕西省农、林、牧业及水利的发展。
1946年，辛树帜受国民政府行政院委派，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在兰州大学的学科设置中，辛树帜专门设置了兽医学院，拟“特重于兽医学院之发展。防治家畜疾病，及进而改良其品种，以期有裨助于西北经济国防”。兽医学院下设解剖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理学系、药理学系、细菌学系、病理学习、寄生虫学系、内科学系、外科学系（包括产科）、卫生学系、畜牧学系等十一系。兽医学院的学科体系系统完善，是辛树帜继西农之后在生物学科建设方面的又一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辛树帜重返西北农学院，为中国农学的学科建设设计了宏伟的计划。据他的女婿刘宗鹤记载，辛树帜认为中国农学的建设基于四个基础，一是整理古农书及古籍中有关农事部分；二是整理栽培技术；三是整理农谚；四是整理时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辛树帜首先将精力集中于古代农史著作及古代农书的校注整理工作。几年间，他依托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先后整理出版包括《〈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在内的20多种古农学著作，并通过政协工作推动古农研究。1966年《〈农政全书〉校注》完稿之后，他指出，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整体农书校注完成，学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编写农学史、农业技术史；收集整理农谚；发表专著；出版期刊等。他的计划完整且循序渐进。与此同时，辛树帜完成《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禹贡新解》《易传的分析》等农史专著的撰写。他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从现代农业科学的角度探讨我国古代果树栽培、水土保持等农业技术的成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辛树帜初次步入西北时，就关注到水土流失对西部农业发展的限制。1956年，辛树帜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完成《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报告》，针对陕北丘陵沟壑区，提出黄河治理的综合规划。1957年，辛树帜在全国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上，专门就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阐发。1958年，辛树帜完成《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我国几千年来的水土保持经验，后收录在《禹贡新解》中出版。1974年，辛树帜基于他对中国水土保持研究的长期积累，倡议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1976年，辛树帜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考察水土流失情况，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促成《中国水土保持概论》的出版，为中国水土保持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聚焦民族文化兼顾民俗调查
辛树帜不仅是中国生物学、农学的奠基人，还是中国早期民族调查、民俗学的开拓者。1927年他从欧洲留学归国初到中山大学，就与学界名流顾颉刚等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为支持顾颉刚先生创办的民俗学会，辛树帜于1928年暑假回湖南时，与石声汉一同搜集湖南地区的唱本达七八十册。
在瑶山调查开展之前和之后，辛树帜多次与傅斯年先生通信，详述瑶山调查的情形与进度，并对民族学、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做了深入的思考。1927年11月，辛树帜写信给傅斯年先生，向他报告瑶山动植物分布及生活习俗的情况，写道：“望吾兄在史地科组织团体，赴两广云贵等地搜求材料，使吾国南方史地开研究之生面。”瑶山考察开始之后，辛树帜在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指出，“人类学的统计固无专门人才，不能为力”，应派出具有人类学学科背景的专家参加考察团；人类学的考察应从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向傅斯年先生推荐瑶人赵光荣，授之以“头骨测量摄影及印手掌足跖纹诸法”，以协助体质人类学的测量统计。辛树帜先生向傅斯年先生建议建立瑶山语言历史民俗研究所，专注“瑶人语言、人种上种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辛树帜在瑶山考察时已经在实践一种以生物学（动植物）、地理学（山川形势）、历史学（历史沿革）、人类学（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结合的学术研究范式。在这样学术思想影响下，瑶山调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收到瑶族的生活习俗、瑶族民歌、瑶山方言、社会组织、经济情形、服饰饮食、婚姻信仰等方面珍贵的田野资料。瑶山揭开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顾颉刚先生在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瑶山调查专号”所作的“跋”中高度评价了辛树帜的瑶山考察：“他们（瑶山考察团队）得着动植物标本二万件。这真是一件大功绩。但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
1940年代，辛树帜更加关注民族文化与民族语文的研究。1942年4月，辛树帜与顾颉刚先生筹划建立边疆语文会。1946年，辛树帜来兰就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时，系统地论述了西北的高等教育，倡导在西北建立边疆语文学院，先期建立藏文、蒙文、维文各系，移兰大俄文系并入；次期建立梵文及现代天竺语联系，以“研究各宗教与其哲学，融会国内各民族文化与感情”。在筹办国立兰州大学的具体实践中，他明确指出：“今欲治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合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基于此，他在文学院下设边疆语文系，开设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三组。在辛树帜任期内，图书馆馆长何日章筹设西北文物研究室，拟分考古、民俗两部，前者拟搜集敦煌图籍及彩陶，后者拟搜集风俗习惯、民间歌谣以及服饰器具等。这与辛树帜在瑶山考察时期提出的民族学、民俗学调查内容有着高度的吻合。何日章馆长筹设西北文物研究室的想法与辛树帜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立足国家战略投身西部高等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辛树帜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后改为编译馆）。期间，到西安、茂陵、草滩等地考察，首次萌发兴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以改善西部民生，最终达成开发大西北的构想。三十至四十年代期间，辛树帜主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兰州大学，参与筹办西安临时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
辛树帜办学秉承一贯的办学理念，立足国家战略，注重学校教育与国计民生、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筹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谈论“开发大西北”和“抗日救亡”的关系：“开发西北口号，实际上是建设西北为基地，作抗击日寇的准备”，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办，“即含有造就西北建设人才推动西北建设工作之意”。学生“应切实从事于农场、林场等实际工作，与周围农民生活发生密切联系，以期求得丰富的经验与能力，树立模范农村的基础”，“养成艰苦耐劳之精神，以期担负发展西北经济事业重大任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国立西北农学院设置水利、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等系的设置均是立足于西北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
1946年辛树帜主办国立兰州大学，在《上教育部签呈——主办兰州大学计划大纲》中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犹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之工作。中枢此时，特设兰州大学，意义盖极深远。”他设置的兽医学院旨在为发展西北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提供保障；边疆语文系源于培养“通语文、娴风俗”的能够服务于边疆的人才。这些学科无一不以开发西北、服务西北为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辛树帜重返西北农学院。在他的主持下，西北农学的办学宗旨确定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依据西北地方志实际需要，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记述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西北高级农业建设人才。”辛树帜以教育反哺地方经济的理念立现。
辛树帜在购置图书仪器设备、建设校舍、延揽人才等方面用力甚勤。为扶持农林专科学校的学科建设，辛树帜在筹建学校初期，优先修建农场、林场、园艺场，之后逐步建设农林制造所、农具制造所、灌溉试验场、水力实验室、水土经济实验室、林业研究室、植物研究所、地质土壤研究所等教学和科学研究基地；购置古籍及中西基本参考书籍、科学杂志学报数十种；邀请水利专家李仪祉、生物化学专家石声汉等知名学者任教。
辛树帜任职国立兰州大学之后，依旧着力于图书仪器、基础设施及主持修建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在就职国立兰州大学校长之前利用驻汉特派员的身份，为学校搜求德国波德楼德文书籍；致函拉卜楞寺、塔尔寺、德格、迪化等地，北京雍和宫、崇祝寺以及设有边语系的高等学校，征集相关图书；延聘专家学者，充实师资力量，受辛老感召来兰的专家学者有盛彤笙、董爽秋、顾颉刚、段子美、水天同、乔树民、史念海、张舜徽等，均是兰州大学各学科奠基人；采取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方法礼聘名教授，以应对学校师资短缺的窘况，他的学生兼好友石声汉先生两次受邀来兰进行暑期教学。
辛树帜在我国西部主办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兰州大学两所现代性大学，参与筹办西安临时大学（后西北联大），力主西北师大独立办学，参与建设生物科学、农业科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西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奠定了他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1957年，辛树帜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称赞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非常精确地概括了他一生为教育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及别具一格的学术成就。（关楠楠）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