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正在举办庆祝创建75周年的相关活动。这意味着，1945年9月3日是九三学社社庆纪念日的基点。与此同时，社内外也存在一种疑惑：《九三学社简史》记载，九三学社成立于1946年5月4日，为何将九月三日确定为创建纪念日，而不是五月四日？
要解答这一疑惑，我们需要梳理清楚九三学社社庆活动的渊源流变及其原因，亦即：在九三学社的发展史上，五月四日与九月三日有着怎样的内涵与意义？九三学社社庆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
建国前关于九三学社发起与成立的叙述
1949年以前的社史资料相对缺少，现在收集到的重要资料包括：九三学社成立的报道，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第3版；《九三学社》手稿，原文没有作者与日期，经笔者研究判断作者为许德珩，作于1946年底，原件现藏于社中央档案室；《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二十二通）》，写于1946-1947年，原件藏于国家博物馆；《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落款为“九三学社在平社友仝启”，作于1947年5月4日，原件现藏于社中央档案室；《九三学社概要》，落款为“许德珩 薛愚 黄国璋 潘菽 笪移今”五人，作于1949年6月，正式文稿现藏于中央档案馆，社中央档案室藏有手写稿。
经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几份史料都涉及九三学社的发起与成立等关键问题，但它们的侧重点并不一致，在表述上存在着细微差别：
1946年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以《九三学社开成立大会》为题作了报道，“本市消息：九三学社于五四纪念日下午三至七时开成立大会……首由褚辅成致开会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账目。”同版刊登的《成立宣言》称：“本学社发起于日寇败降，国际的民主胜利，与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报道明确告知，九三学社于1945年9月3日发起，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
撰写于1946年底的《九三学社》手稿（局部）
写于1946年底的《九三学社》手稿，分为回顾成立简史、分列时政主张两部分。在回顾成立简史部分，写道：“九三学社是战时由在重庆的一部分文化教育界、金融工商界的朋友们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们一种座谈会的集会演进而成立的……三十四年九月三日，也召开了一次谈话会，为纪念国际的民主胜利，这谈话会上有人提议取名为‘九三座谈会’，这提议为大家所赞成……到了五月四日，就在重庆开了成立大会，这就是‘九三学社’成立的简史。”在分列时政主张部分，第五条叙述成立大会事，“这次集会虽有不少的社员离渝还都，而到会的仍极踊跃。当即发表宣言，通过简章，选举理监事，并聚餐。规定每年五月四日，为本社成立大会纪念日。”第九条叙述“三十五年九月三日，为国际的民主胜利周年纪念日，亦为本学社发起之周年纪念日，留渝及京沪同人，除分别集会外，共同发表宣言，载京沪各报。”由此可知，《九三学社》手稿认为九三学社有两个值得全社庆祝的日子，分别是5月4日的成立大会纪念日和9月3日的发起之纪念日。
许德珩1946年8月31日致信笪移今，称“褚先生昨亦来函，以‘九三’将届，学社对时局宜有所表示。此间留人不多，今日集会拟定数点，今寄来，拟请在沪同人斟酌，并请送沪上各报发表。‘九三’那天此间拟集会一次，沪上亦请商之各位同仁进行为荷。”1947年4月28日致信称，“九三去年五月四日在渝成立，上周留平同仁集议，本年一周年纪念，渝、沪、汉、京、平各地除集会外，同时发表宣言。”5月2日补充说“留平同人仅拟五四聚会，不作大规模招待。”由此显见，在褚辅成、许德珩等创始人眼中，9月3日与5月4日都是值得九三学社集会庆祝的日子。
作于1947年5月4日的《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开篇就说，“敬启者：在平社友于五月四日本社成立周年纪念之辰，曾集会庆祝，爰经全体决议，向我各地全体社友共申贺意，并奉告数事。”明确宣告1947年5月4日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之辰”，与《九三学社》手稿称5月4日为“成立大会纪念日”，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别；此后采用的是“成立周年”的说法。
《九三学社概要》于1949年6月17日向新政协筹备会提交，对于九三学社被列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它继承了《九三学社》手稿的结构，但在内容上作了不少调整，如1946年“五月四日，宣言五四时代所揭櫫的‘民主’‘科学’两大目标，仍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号召全国青年及各界人士，发扬五四精神，继续奋斗”；强调1946年“九月三日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日，亦为本社发起之周年纪念日，京、沪、渝、平社友共同发表宣言，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屠杀人民的战争”；1947年“五四周年重申‘民主’与‘科学’的需要，以及本社誓为其实现而奋斗的决心”；最后总结说，“本社创立以来，将及四载，社友因工作关系，散布国内外的每个角落，但对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及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工作，四年如一日，未尝稍懈。”可以发现，这份文稿尽管提到1947年5月4日时称为“五四周年”，暗含着此日是九三学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的事实，但它并没有直接阐述5月4日与九三学社的关系，涉及五四时强调的是民主与科学的奋斗目标；文稿明确指认1946年9月3日“为本社发起之周年纪念日”，总结中说“本社创立以来，将及四载”，也意味着九三学社创立于1945年9月3日。因此，无论是指明纪念日期，还是概括创立以来的奋斗史，《九三学社概要》都着重强调九三学社发起或创立于1945年9月3日，对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史实着墨不多。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向新政协筹备会提交的《九三学社概要》存在突出1945年9月3日为发起纪念日的倾向，但并未否认1946年5月4日为正式成立日的历史事实。在1949年建国以前，九三学社大体上平等对待9月3日与5月4日，将前者称为发起纪念日，后者称为成立（大会）纪念日。也就是说，在此期间，5月4日和9月3日，都是九三学社的社庆日。
1951年至1957年的社庆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多数社员认为本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曾着手起草解散宣言，预备解散。后来在毛泽东、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1950年4月决定保留组织，继续发展。但从新政协召开到1950年8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九三学社基本没有开展活动，也就不存在社庆活动。
根据《九三社讯》、社史档案等历史文献，九三学社建国后的社庆活动始于1951年，此后每年都举行庆祝活动，直至1957年。从1951年起，九三学社在5月4日与9月3日这两天都举行纪念活动，但在五四当天明确表明纪念“成立周年”，九三当天则侧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也适当勾勒9月3日与九三学社的历史渊源。
这种区分，可以从1951年的庆祝报道中清楚看出。1951年5月4日下午，九三学社“为了纪念划时代的‘五四’运动32周年，并庆祝本社五周年的社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许主席致词，他简单的介绍本社的斗争史，略谓……在五年前的今天，我们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1951年9月2日，九三学社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大会。在此前后，许德珩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他说：“我们九三学社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更有其特别深长的历史意义。1945年9月3日，我们为了纪念国际民主斗争的胜利，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用了九三学社这个名称。”“我们九三学社的同人……1945年9月3日，我们为纪念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民主斗争的伟大胜利，很光荣的改称九三学社。”不再突出九三学社发起于1945年9月3日，而更强调名称上的关联。
1952年9月，北京大学医学院支社《请确定本社纪念日案》的提案。
虽然从1951年起，九三学社试图明确区分五四与九三的内涵，将5月4日确立为成立周年纪念日，9月3日则与全国共同庆祝抗战胜利，淡化了九三社庆日的含义。但由于9月3日与九三学社在名称上的天然亲和性，仍有社员认为9月3日是九三学社的生日，客观上需要总社予以明确。方亮，在九三学社建国初期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社员，他1952年8月在朝鲜战场致函许德珩说，“许主席：我社诞生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我在反细菌战的最前线某地热烈地庆祝‘九三’这一国际民主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日，遥想社内一定也在热烈地举行着盛大的庆祝会呢！”1952年9月11日至20日，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工作会议扩大会议召开。在大会上，北京大学医学院支社提交了一份名为《请确定本社纪念日案》的提案，“现在本社纪念日是‘五四’又是‘九三’，但一个社不能有两个成立纪念日，似有确定的必要，使各社员易于遵守并纪念。”研究讨论后，总社专门下发通知加以明确，“本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因此，本社成立纪念日，应明确规定为5月4日。本社原名民主科学社，于1944年11月开始筹备，至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乃改名为九三学社，因此，9月3日又与本社具有历史的渊源。每年是日亦应特别庆祝，希转知全体社员知照为要。”通知的内容与上述许德珩的纪念文章基本一致，都明确5月4日为成立纪念日，也强调9月3日与九三学社存在历史渊源。
1952年10月，总社关于规定本社纪念日的通知
从1951年起，九三学社每年5月4日都举行成立周年纪念活动，1952年更是以通知的形式明确了5月4日为成立纪念日。1957年4月2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各分社、分社筹委会、中央直属小组在五四当天举行本社成立11周年纪念活动。通知下发后，《九三社讯》与档案均未见社庆反馈材料。五四那天，许德珩主席与水产部青年谈五四运动，未见出席社庆活动。可以推测，1957年5月4日，九三学社没有像前几年那样举行社庆活动。1957年6月之后，整风、反右愈演愈烈，自然无暇顾及社庆。因而自1958年起，直至1985年，接近三十年，基本查找不到任何有关社庆的文字材料。
1985年以来的社庆活动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活动。时隔21年后，九三学社于1979年10月11日至20日召开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九三学社的工作重心在于积极推动落实拨乱反正各项政策，恢复、发展各级社组织，参与四化建设，暂时顾不上开展社庆活动。
1985年9月，九三学社举行了中断多年的社庆大会，纪念建社四十周年。此后社庆活动延续至今，没有中断。查阅社史资料可以看出 ，1985年以来，社庆周期长短有过波动，社庆名称稍有变换，但确定无疑的是：社庆活动始终以9月3日为中心来开展，没有在5月4日举行过。也就是说，从1985年起，九三学社将9月3日确定为社庆日，逐渐舍弃了另一社庆日——5月4日。
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1984年10月，袁翰青写给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局的信。
时间可以追溯到1984年。这一年的10月30日，80岁高龄的袁翰青，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写信给负责处理九三学社日常工作的社中央执行局，建议在年底举行纪念活动。他在信中说，“本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当时由许主席、潘菽、涂长望等同志组织起来的，时间是1944年12月，后来到1946年才正式改名九三学社的。就社史来说，1944年到今年1984年，正好是四十周年。我想请执行局考虑，是不是在今年12月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这对于振奋社员的心情，加强对四化建设的努力，可能有相当的帮助。”或是受限于时间紧迫等因素，这一建议未能在1984年实行，但很可能促使社中央领导认识到，应该适时举行社庆活动。
1985年5月20日，孙承佩，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社中央执行局主任，致信著名历史学者及社史专家祁龙威，探讨社庆事宜。他说，“今年九月三日，将纪念对日战争胜利，具有相当规模。我社成立在1946年5月4日。1945年9月3日曾开会庆祝，改民主科学座谈会为‘九三座谈会’。似此情况，可否在今年九月三日纪念我社四十周年？今年搞，许、潘诸老健在，全国又都纪念九三，皆属有利条件。唯不是正式成立日期。此事兄意如何，望赐告。”由此可知，孙承佩提议在1985年9月3日举行四十周年的社庆活动，是基于以下考虑：1945年9月3日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基本奠定了九三学社的名称，值得庆祝；重要创始人许德珩、潘菽等人都健在，但年岁已高，社庆活动宜早不宜迟；全国都将在九三当天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可以利用时机，借势社庆，扩大影响。他的顾虑之处在于要怎样才能做到名符其实，因为九三学社“成立在1946年5月4日”，1985年9月3日不应该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的社庆活动。我们没能查找到祁龙威对此信的回函，但根据此事的进展，他很有可能建议将“成立”改为“建社”，或其他近似词汇。
1985年5月21日下午，执行局召开47次会议（扩大），决定召开九三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但在7月9日下午召开的执行局第53次会议上，“成立”已变更为“建社”，讨论了“许老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和在我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可以推测，在5月21日至7月9日这段时间内，社中央领导及社史专家经过核查社史、斟酌名称后，最终舍弃了违碍史实的“成立”，确定社庆名称为“建社周年”。
1985年9月2日下午，九三学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这次纪念大会奠定了九三学社现有的社庆格局，此后的社庆活动始终以9月3日为中心来开展。
9月3日是九三学社的社庆日，这个共识在1985年明确了下来，但历次社庆的措词稍有不同。这一时期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建社”，2015年70周年社庆时改用“创建”，在建国前，也曾用过“发起”、“创立”等词语。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确定，发起、创立、建社、创建，所指称的史事是一致的，时间都指向1945年9月3日。据《九三学社》手稿，这一天是“九三座谈会”正式命名的日子。
结论
纵观九三学社创建以来的历次社庆活动，可以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建至建国前，只要具备条件，在5月4日与9日3日均开展社庆活动；第二阶段，1951年至1957年，在5月4日开展“成立周年”的社庆活动；第三阶段，1985年以来，以9月3日为中心开展“创建（建社）周年”的社庆活动，更加重视逢十的社庆活动。
通过考述历次社庆活动，我们可以确定：创建以来，九三学社就存在两个社庆纪念日，即5月4日和9月3日，社庆日无论定为五四还是九三，都能在历史上找到依据，都具有正当性。其差别在于，严格说来，五四是成立周年纪念日，九三是创建（发起、创立、建社）周年纪念日；“成立周年”社庆的时间从1946年5月4日算起，“创建（建社）周年”社庆的时间从1945年9月3日算起。总览九三学社创建以来的历次社庆活动，是基本考虑到了这种细微差别的。而从具体的社庆活动来看，1985年以来，九三已成为九三学社上下共识的社庆纪念日，也是唯一公开庆祝的社庆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