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一生，他这样走过——

26岁，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他选择回到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

34岁，他回家告诉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明天走。妻子问他：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做多久？他却回答：不能说。

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他是邓稼先。

邓稼先是谁？

当下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他是两弹元勋、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然而，当年的中国，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绝大多数人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

邓稼先博士

“为国家放了个大炮仗”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邓稼先圆满完成大学学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到北京，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助教生涯很短暂，因为他一心想着学习掌握更先进的知识，报效国家。1948年，邓稼先远渡重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1950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后，不假思索，他毅然踏上归国的轮船，迫不及待投入祖国的怀抱。

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国家放个大炮仗”。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两个研究室，邓稼先是理论研究室的主任。

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简言之，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原子弹研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可他们能够利用的科研设备极其简陋——电子管计算机、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轮廓，就来源于那些无穷无尽的计算。

1962年底，邓稼先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指导理论部工作人员做好实验预估和结果分析。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强烈的闪光，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来不及庆功和休整，邓稼先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仅仅三年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期间，他动了三次手术，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临终前，他思考的，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他最后留下的是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于北京逝世，享年62岁。1999年，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热爱生活的“普通人”

从1958年至1986年，28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全部成功。

如今，邓稼先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对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这28年，还存在不少误读。

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合影

有媒体报道，“邓稼先与妻子分开28年，没有和妻子通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写过一封信。”真的是这样吗？

对邓稼先来说，这是隐姓埋名、夙兴夜寐的28年。他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不能说自己在哪里工作，更不能说在做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稼先彻底断绝了亲属联系。

在九三学社社员许进眼中，姑父邓稼先既是一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的普通人。

回国之初，邓稼先的生活一度“很是舒心”。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妻子许鹿希在北医上班，邓稼先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有时候两人也会漫步在无人的小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们先后有了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志平。邓稼先每天一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们反复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们住的楼房周围一片空旷，他就经常和儿子在家里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谁甩得远，甩得高。

在那聚少离多的28年里，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开会或中央领导召见，邓稼先都会和家人团聚。28年间，他亲手料理了父母亲的后事，前后共花三个月辅导一双儿女参加高考，星期天还经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饭。

1977年恢复高考，邓稼先恰好因工作在北京待3个月，于是亲自上阵辅导儿女。买不到教科书，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知道了，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过的她，送来一本自己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连说“这本教材好”。“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是邓稼先的同事兼邻居，遇到弄不清的问题，邓志典姐弟俩更喜欢去请教于敏，觉得于敏叔叔讲得更加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苦战几个月，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在许进眼中，姑父邓稼先有很多爱好。他非常热爱生活，爱买书，爱看电影，常游泳、打乒乓，酷爱京剧，还喜欢下馆子。

据许进回忆，因为工作的原因，邓稼先看戏时往往是临时去，无法提前买票。只要晚上有空，就想着去看场京剧，邓稼先站在剧场门口，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有富余票吗？”

戏迷们管这叫“钓票”。于敏也爱看京剧，但他不好意思去“钓票”。邓稼先不管这些，他还向于敏传授自己的心得，如何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判断对方是否想退票。

下馆子时，邓稼先也有自己的“等座经验”。那时候顾客多、饭店少，吃饭往往需要等座。在邓稼先看来，要“先判断哪桌菜快上齐了，还要注意他们是不是拼桌，就等在这桌人的后面”。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邓稼先去世后，夫人许鹿希低调地生活在原先住所——位于北太平庄的一个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家里陈设简单，水泥地面，白灰墙，仍然是当年的样子。一个房间里，摆放着两张布沙发，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墙上贴着没有装裱的7个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许鹿希曾在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邓稼先是“两弹一星”元勋，更是一位普普通通热爱生活的人。他将“伟大”与“平凡”画上等号，用担当和勇气感动中国。

平凡又伟大的人，祖国没有忘记。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当天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从第二天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一个多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这是个有深意的日子。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作者 程恳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