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联大大学生

薛愚伏案工作

       薛愚（1894—1988），药物化学家、药学教育家。湖北襄阳人，192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1933年获巴黎大学理科博士学位，回国任河南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1946年参加九三学社。1949年后，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编著有《实用有机药物化学》《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险教程》《医用有机化学》《中国药学史》等。薛愚对中国的药学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

　　战时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西南联大）之外，尚有“三坝”——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其中以成都华西坝条件最好，被称为“天堂”；重庆沙坪坝次之，称为“人间”；而陕西汉中条件最差，被戏称为“地狱”。薛愚随齐鲁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继续开拓阵地，他回忆道：“1939年到1944年我在成都齐鲁大学任教，是我从事药学教育的重要阶段。”

　　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一时间，机关学校、文化科研院所、社团商会，以及颠沛流离的民众，纷纷涌向西南腹地，趋避巴蜀。齐鲁大学也服从“迁校抗战”政策，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成都。

“华西坝上五大学”

　　1938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已抵成都，与华西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联合开课。1939年，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部分师生和校长也陆续抵达，他们“是赤手空拳去的，既无仪器设备，又无图书资料，更缺少教师”。文、理学院的院长由校长兼任，理学院有生物、物理、化学和数学四个系，除生物系外，各系都没有负责人。薛愚被校长任命“为化学系负责人，准备恢复重建化学系。”此后，薛愚在院系建设方面的“特长”在此得以施展。

　　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联办医院，优势互补，成为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齐鲁大学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大学之一，迁校后，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随后，南京的金陵大学（迁校后薛愚同时也在金陵大学授课）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迁至华西大学，5所教会学校共同组成“教会联大”，时称“华西坝五大学”。

　　“教会联大”的性质属于“教育共同体”。据记载，“教会联大”5所大学人员达3000余人，共有文、法、理、医、农5个学院，近70个学系。而当时，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并组的西南联大，同样是5个学院，学生也在3000左右，但只有26个系科、2个专修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华西坝联大”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薛愚回忆道：

　　“由于五个大学都集于华西坝，基督教会支持出资添建了两座楼房，即办公楼和化学楼，化学楼由五个大学理学院的化学系分占。齐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只占用一小部分，仅有一个小的办公室和两个较大的实验室。后又逐渐购置了仪器设备，聘请了教师。除无机、有机、分析、理论化学等之外，全部借教于金大和华大。当时我教有机化学，也是几个学校联合听课，约有100多学生，教学工作逐渐完善。”

　　不仅设施一流，同时华西坝名家汇聚。除当时各校校长（金大陈裕光，金陵女大吴贻芳，齐鲁刘世传，燕京梅贻宝，华大张凌高）外，人文学方面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等，都在此执教。

　　除固定授课之学者，“教会联大”还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演讲交流。如1941年春末，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在华西坝体育馆演讲；1943年，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更在教会联大展开超过20天共计12场的演讲。还有许寿裳、张东荪、周太玄、孙伏园等名家也曾在“教会联大”授课。

　　“教会联大”教学体制也十分先进。蒋梦麟在早年回忆录中提到，“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效率，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这些机构的人才多数来自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引进欧美教育制度，与教会所在国的一些名校有着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的联系，例如金大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都有密切的校际合作关系。

　　蒋经国曾忆及1941年在华西坝的见闻，“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坚固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李约瑟称：“该大学令人称羡的是校园里中西合璧式建筑，它是当今‘自由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该校友好地接纳了另外四所疏散于此的其他大学……”并曾特别提到，“在齐鲁大学，对薛愚教授对抗疟疾药物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颇感兴趣”——薛愚的学术实力可见一斑。

“哪里需要哪里搬”

　　薛愚除当时在“华西坝联大”授课，也曾在西南联大授课，开数门课，当时亦有一些非议，讽刺薛愚是“通才”，但薛愚不以为意，“旧中国教育的落后是全面的，故大学里学生需要什么科目，就应该开设什么科目，教授就是要做到哪里需要哪里搬”——薛愚先后讲授过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普通化学、法医化学、药剂学、调剂学、药学概论等数门课程，确实做到了“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薛愚所言，当时5所大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间互相承认学分——这种体制极大地利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

　　但与南京迁来的两所学校相比，齐鲁大学自山东中西部向西南大后方移动异常艰辛，许多重要的教学设备都无法随行；许多山东籍教职员也因家室原因并未搬迁，或由于日军封锁长江交通，只得由青岛乘船至上海，由上海辗转至香港，再乘轮船至越南西贡，然后乘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到重庆，最后到达成都，费时数月，行愈万里；至于学生，则完全采用流亡或逃难方式迁移，故齐鲁大学迁至成都时已元气大伤。

白手创业 创建药学系

　　齐鲁大学千里迁校导致的“先天不足”并没有使薛愚灰心，反而更激励薛愚“白手创业”，决心在齐鲁大学创建药学系。但校方要求薛愚恢复化学系之后才能着手创建药学系，因此这项工作从1940年才正式展开。薛愚回忆道：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慎重起见，我请教当时在成都卫生界的两位教授，想不到一瓢冷水浇到我的头上，他们说药学不是科学而是技巧，刷瓶洗罐、数药片而已，要什么药学系？你把理学院办好，把化学系搞好就够你忙的了，药学系干不得。这使我回忆起自从我留法回来以后，在摸索开展药学教育的道路上所听到的‘中药用水煎熬之后，倒出药液，几分钟就可化验完，还要什么研究’；‘现在中国人民需要吃饭，不需要吃药’；‘药学是搞草根树皮的，乡下老太婆也干得了’。”

　　“我真是莫名其妙，疑惑到底什么是药学？难道药学在国外是甜的，到中国就变苦了吗？我爱药学，爱药学教育，因而下最大的决心，要为中国药学事业做出贡献。但是当时中国的药学事业实在是处境维艰。辛亥革命以后对药学即轻视，对中医中药歧视；蒋介石通过了‘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后又提出什么‘废医存药’论，实际上还是变相地废除中医中药……中医药备受摧残，那么西药的发展是否就有前途呢？否。欧美传教士在中国亦大量倾销药品，而我国却没有药学教育基础以培养药学人才。”

　　据薛愚调查研究，例如1842至1920年，全国有教会医疗院处等250个之多，其中没有一名中国籍的药师或药剂人员，都是洋人。又如，至1897年，我国教会医院有60所，其中有39所兼收生徒，但没有培养一名药剂生。

　　而中国自己创办的同文馆(1865)、天津的医学馆(1887)、北洋医学堂(1902)、京师大学医学实业馆(1903)、京师专门医学堂(1906)等均没有设置药科。至抗日战争前，中国自办的医学校33处，药科只有4处。“自1906年陆军医学校添设药科开始至1936年止，三十年中，旧中国培养的药师，登记者不足400人，平均每年仅十余人。由此可见对药学校和药学人才的培养极不重视。”

　　薛愚一方面不为眼前的“阻力”所动摇，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对药学的歧视，不仅是药学自身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的隐患。药品独立生产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战时可以不受别国制约来保障伤员用药，二是平时可以不受外国企业经济上的压榨而保障国民用药，可见药品生产绝非一般实业，而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明确了“制药以救国”的思路，薛愚也获得了无穷动力。他说：“根据前辈药学工作者和社会贤达的意见，以及当时社会现实与人民的需要，我个人进一步肯定药学是科学，它和医学同样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二者缺一不可。于是决心与华西大学制药系协作，借助它们有关药学方面的设备和师资。基础课如物理、化学、数学等是由齐鲁大学理学院担任；生理、药理两校合作开设；生药、药剂、调剂则借助华大药学系，在互相协助合作的原则和精神指导下，齐鲁大学药学系终于办了起来。”

　　薛愚广泛聘请教授、购置仪器药品、查阅自辛亥革命起的药学文献以完善教学资料，为药学系四处奔走，鞠躬尽瘁。在教材编写方面，薛愚1937年完成《实用有机药物化学》一书，但由于抗战关系，直至1941年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第一部专业药学教科书，后数次再版；1938年在国立药专任教时编写的《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实验教程》一书，也于1941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实验教程；与林启寿合编的《药物化学》也送交国立编译馆进行审定。薛愚夫人张英侠回忆，在看到第一届毕业生时，薛愚“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本文转载自《团结报》2020年12月24日 07版 作者 孔瑶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