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愚是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薛愚曾谈到，“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我在思想认识方面有两点很重要的收获，一是读书为了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二是科学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这两种思想影响着我终身的活动。”
“读书为了救国”
薛愚选择化学专业，最初是为了信守约定。他说：“在预科时，我的历史成绩最好，因而当我入正科时，历史系主任奚尔思(美国人)劝我说：‘薛愚你入历史系吧，历史系是用英文授课，英文学好了容易找工作，而且钱挣得多。化学系是小孩子耍把戏，没意思……’我没听他的，而选修了化学专业。因为我和鸿文学校签过合同，有言在先，考入齐鲁就得攻读物理或化学。”
奚尔思对化学的“轻视”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化学学科的一种普遍误解，而薛愚虽然是为了履行承诺而走上了化学这条荆棘小路，却在经历了两次救国思想的转变后，在数十年后，将我国的药学教育带往了一条康庄大道。
由于形成了“读书”与“救国”相统一的认识，薛愚在潜心读书的同时，也继续参加进步活动。如果说在鸿文中学时，薛愚是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那么在齐鲁大学，薛愚已经开始显露他在组织社会活动方面的激情与才华。课业之余，薛愚不仅担任学生助教，并且在老师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旨在提高学生理科学习积极性的“读书会”，薛愚自己被推选为第一届主持人。“读书会”遍请校内外的专家教授，学生也可进行论文报告。听讲人不限理科师生，全校师生都可自由参加。
立志“实业救国”
“记得在一次参观济南火柴厂后，我利用带回来的一些有关材料和样品，做了《火柴制造的手续和化学》的报告，受到听众的好评。我还做过《第一次大战中的化学毒气》（或称战气·War gas)的报告，并在齐大校刊—《齐大心声》上发表。”
火柴制造属于化学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而芥子毒气则是化学在军事中的应用，可见不论战时还是平时，化学都绝非“小孩子耍把戏”。薛愚的这两个报告恰恰表明，此时他已经认识到化学学科的战略地位：战争时期，化学研究可作为武器也可防御攻击；和平年代，化学也与工业生产和药品保障息息相关。
可惜当时的教育机构，甚至很多研究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到化学的真正价值。
“读书会”还经常组织校外调研、实践活动，如参观陶瓷制造、造纸等工业生产，《齐大心声》也刊登了薛愚调研实践的相关调研报告。
关于中国工业发展滞后之原因，薛愚曾写过一篇工业参观见闻笔记，文中说：“我最感受刺激的：一是中国人保守性过重，私心过大，几百年前的旧法，死守不变。他人告以改良方法，则视如敝屣。自己的旧法多保秘密，不愿告知他人。哎！中国工业怎么能进步呢！二是日人虽强横无理，然他们治事能力，叫人赞服不止。”
那时大量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认识到中国从思想到国力的落后之处后，而产生出一种救国图强的远大理想。
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
为了助中国解惑脱困，薛愚积极旁听各种进步会议和讲座，其中尤以黄炎培的“实业教育救国”思想对他冲击和影响最大。黄炎培曾说，“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并由此走出一条“教育救国，实业报国”的道路。
实际上，早在鸿文中学就读时期，薛愚便朦朦胧胧生发出“科学救国”之想法，选择化学专业，亦并不仅仅是为履行合约。直到接触到黄炎培的救国论时，薛愚以其作为思想启蒙，完成了自己救国思想的转变。
明确了救国之道路，薛愚很快开始着手在齐鲁大学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即“科学会”）。
“科学会”较“读书会”先进之处在于，“读书会”旨在提高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是纯粹的学术性质的组织；而“科学会”则除砥砺学术外，更以发表文章对公众进行思想引导为己任。
1922年秋天，薛愚与学校化学教员吴克明谈及齐大科学现状，薛愚说：“（齐大）科学既素驰名国内，且有窦维廉、王泽普等科学健将，何不立一学会，发行刊物，以扬校光，以导社会。”
窦维廉时任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较早地将西方工业思想引入教学，对薛愚影响颇深，而窦维廉对薛愚的想法也大力支持。
1923年春天，薛愚借为同学郭金南毕业送贺之机，提及此事，得到普遍赞同。不久，由窦维廉宴请齐鲁任教同仁，席间举定马九达、王伯训、孝启道、吴振钟、薛愚等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简章。11月20日，“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1924年1月，薛愚在“科学会”的自办报刊任编辑主任，在宣传“民主科学”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薛愚积累了宝贵的办报办刊经验，后来薛愚主办过一些优秀刊物，都是由此发端。
回望来路可以发现，在潜心钻研化学的过程中，薛愚的救国思想就已由“科学救国”蜕变为“实业救国”，决心以化学为突破口，投身工业与军事，实现报国理想。这个时期薛愚认识到，实业可为国民提供必需物资，为国家提供经济支撑，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前提，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薛愚认识到，中国之患在于弱，弱之因在于贫，贫之因在实业不振。因此，要救国，就得先救贫弱，救贫弱就要靠实业，因此振兴实业就是救国之道。
而黄炎培的理论则更进一步追寻根本而放眼长远，认为国家间的竞争，确为实业间的竞争；而实业之竞争，实为科学技术间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的竞争。
薛愚由此认识到，发展实业，需要掌握科学的人才来实现，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唯有通过教育方可造就。受此影响，薛愚的救国思想转向了“教育救国”，或者说是“实业救国结合教育救国，而以教育救国更重”。薛愚由此转而走上了药学教育的道路，成为中国药学教育的奠基人。（孔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