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华罗庚写给严济慈的信，在严老后人收拾旧物时，得以重见天日，让人不由慨叹这两位学界泰斗历经风雨弥足珍贵的友谊，不忘师恩尊师重道的情义。

此信全文如下：

“严老，师座：承您多次来院过访，十分感谢。关于熊师母应有的照顾的事，我们心同此情。如果您能设法和李定副部长约好时间，我当同往，共同进言。总之一切尊重您的安排。”

在这张简短的信笺中，华老表示愿与严老一同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进言，希望国家能安排给予“熊师母”生活上应有的照顾。

信中提到的“熊师母”是二人共同的恩师熊庆来的发妻姜菊缘。熊庆来（1893-1969），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在科研成就上，他作为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以“熊氏无穷数”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在教育事业上，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培养指导的科学大家更是不胜枚举，华罗庚、严济慈、陈省身、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均出自其门下，而这些科学巨擘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多高的赞誉都不为过。

从学生们的赫赫盛名，也可见熊老作为老师慧眼识人的“伯乐”之高明。熊老向来以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著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爱惜人才、资助培养人才。在严济慈和华罗庚的成长之路上，熊老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1921年，熊庆来从法国学成归国之后，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郭秉文之邀，担任新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此期间，他除了呕心沥血教授课程、编写教材，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殚精竭虑、倾其所有。他对学生严济慈很是看重和喜爱，每次给严济慈的作业都批上一个大大的“善”字。严济慈后来作为东南大学第一届唯一一个毕业生去法国留学，熊庆来和何鲁、胡刚复一起资助他上学的费用。有一次工资发迟了，熊庆来就把自己御寒的皮袍子交给妻子送去典当，换钱给严济慈汇去，工资到手后才将皮袍子赎回。而严济慈也不负众望，由于他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抗战时期，严济慈携家眷去往云南，生活困难，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还介绍严济慈夫人张宗英在校图书馆工作，缓解其经济上的拮据。

熊庆来提携培养华罗庚一事，更是广为人知。1926年，熊庆来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算学系担任教授兼副主任。1930年时，他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大受震动。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凭，且腿有残疾，但熊庆来对此毫不介怀，打破常规，专程去华罗庚的家乡邀请他来清华，甚至对校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力主安排他从助教做起，在学校旁听课程。而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全部课程学完，后来又得以直升教授、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以说，华罗庚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功不可没。

熊老对自己的学生，从来都是倾力拔掇，无私帮助，在传道受业解惑之外，更尽力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在最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得以施展，诚可谓师之大者，兼有仁心；选才育才，益国利民。而严济慈和华罗庚也严格秉持着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终其一生执弟子礼，对熊老尊重有加，对熊老的家人关怀备至。

据介绍，晚年严济慈每次见到熊庆来，仍“毕恭毕敬地像位小学生”。 文革期间，熊庆来蒙冤，很多人怕被牵连避而远之，严济慈仍每年去拜年。熊庆来过世时，熊家后人给熊庆来的20多位学生打了电话，只有严济慈和华罗庚前来。接到电话的严济慈一个小时内从城里赶到中关村，在恩师遗体前默默哭泣；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向领导申请前去吊唁，批准时遗体已被送至火葬场，于是他又匆匆赶到火葬场向恩师作最后的告别。为了给老师平反昭雪，严济慈曾专门向胡耀邦反映情况；在平反后的追悼会上，华罗庚写下《哭迪师》“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的诗句痛悼恩师。

熊老去世后，严济慈一如既往地经常探望师母姜菊缘。针对当时师母经济上的困难情况，严济慈与华罗庚共同商量，积极推动解决，后来，二人又一起给有关领导写信，终于给师母争取到一份按月补贴。本文开头介绍的那封信，便是写自这一时期。可以说，熊老对弟子严济慈、华罗庚的教导爱护，无愧为师者的典范；二位弟子对恩师的终生尊奉，也堪称作学生者的标杆。

两位共和国的科学泰斗，年届耄耋之年，依旧不时探访对方并相互致信，可见他们同门师兄弟一路走来相携扶助的情分，在岁月磨洗中从未减退；而在恩师熊庆来谢世多年之后，两位八十多岁的学生还在一起郑重地商量如何照顾师母，这种对师长一以贯之的尊重、经年不辍的关心、细心周至的照拂，更值得当世晚辈崇仰学习。（严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