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夏，我带着女儿和侄女，飞往巴黎，寻访爷爷曾经学习和生活的足迹，探索爷爷青年时代走过的求学救国之路。
巴黎的寻访之旅，充满了温馨而奇妙的见闻和体验。时光已流逝近一个世纪，而1923年爷爷在巴黎求学时住过的公寓，至今仍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宿舍；宿舍里依然窗明几净，和煦暖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我看到了爷爷1927年的博士论文；论文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献给父母、未婚妻、恩师”，亲切感人。尤其令我兴奋而感慨的是，在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我看到了爷爷当年的求职信和工作证原件，还有爷爷与居里夫人的往来信件。一切都完好如初，仿佛坠入时光的隧道，见证着爷爷与居里夫人相识相交的深切情谊。
居里夫人（玛丽·居里），本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1867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法国籍波兰裔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她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她发现了钋（Po）和镭（Ra）两种新元素，造福于人类。正是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她是一位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伟大的科学家。
1923年，正值居里夫人发现镭二十五周年，巴黎大学举行纪念大会，宣布法国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通过的议案——以国家的名义赠予居里夫人酬劳金每年4万法郎，藉以表达法国政府和人民对科学家最隆重的敬意。也正是在这一年，遥远的东方，一个青年学生漂洋过海，来到巴黎求学，日后走进了居里夫人实验室。
这个东方青年就是我的爷爷严济慈。
1923年10月，爷爷从上海登船赴法。在巴黎大学，他得以近距离聆听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教导，踌躇满志，意气奋发。1924年2月14日，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当今之学者，其高等学程全由专家担任，均是某研究所之指导或研究，如担任天文学者则为天文台长，如担任稀气管通电者则为居里夫人，而实验室则彼之镭研究所也。吾于今为学未始，唯遥想前途，每用自喜，倘得安心一意读二年书，当能补前此之蹉跎也。”[ 《法兰西情书》第62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 可见，爷爷此时已经有心求学于居里夫人实验室。
爷爷以聪慧的天赋和超常的努力，仅用一年时间考取了三门主课文凭，获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建校以来尚无前例；这使得他一夜成名，为人瞩目。1925年7月8日，他给未婚妻写信报喜：“物理已于昨晚出榜，吾取甲等（共有九人，无一人为特等者）第五名，前三名为高等师范生，第四为居里女土Mlle Curie，乃居里夫人之女公子。”[ 《法兰西情书》第288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显然，能够比肩居里夫人的女儿，同科出榜，爷爷的欣喜溢于言表。
主持物理口试的主考老师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法布里教授。结束考试时，法布里教授当面夸奖这个东方青年：“严先生，你的考卷是最好的一篇。”之后，法布里教授特聘这个东方青年到他主持的巴黎大学光学实验室工作。
1925年10月，爷爷进入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教授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这在当时是世界级难题的一个分支。这道难题起源于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指导老师李普曼的理论推测。李普曼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晶体压电效应的正现象和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两个系数应该相等。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共同研究晶体压力效应，发现了晶体的对称性，被称为“居里对称原则”。居里兄弟通过实验，证明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存在，但由于数量上还无法测定，难以用数量加以表达。因此，如何从实验上测出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准确数据，从而验证它的存在，成了当时物理学界的难题。
刚刚拿到硕士学位，年仅25岁的爷爷，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魄，担起了“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这个与居里夫妇有关的课题。爷爷走进居里夫人主持的镭学研究所，想向她请教并借用比埃尔·居里早年用过的石英晶体片。当时居里夫人正在做实验，见这位中国青年到来，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实验，热情地招待了他。爷爷向居里夫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居里夫人一一详尽解答，而后郑重地把自己丈夫皮埃尔·居里使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交给这个中国青年，用作研究材料。此后，居里夫人多次询问课题实验的进度，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帮助。那时候，居里夫人早已名满天下，主动关照一个尚无功名的东方青年，不仅体现了一个科学家博大的胸襟，更显示了科学家之间那份纤尘不染的情谊。
爷爷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关怀。他钻进实验室，舍弃了一切社交，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他用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完成了法布里教授交予的课题，更一步拓展、完善了法布里教授当初命题的内容，依实验所得写成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1927年6月18日，爷爷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继而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28年11月，爷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甲种补助金资助，再次前往法国。在巴黎大学，爷爷先是到法布里教授主持的光学实验室做研究，然后进入了居里夫人领衔的镭学实验室。此时，正巧居里夫人刚刚购置了一架显微光度计，便让我爷爷帮着安装调试。后来，爷爷还用这台光度计做了一些研究中的测量工作。在法国历时两年的访问研究中，爷爷不仅有向居里夫人当面请教、切磋的时间，也有与居里夫人书面交流的通信。在巨人的指引下，爷爷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发展潮流，从而明确地选定了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
1930年12月，爷爷从巴黎回到北平（今北京），应李石曾邀请，到北平研究院筹建物理研究所。离开巴黎前，居里夫人向我爷爷表示，愿意送给他一些放射性氯化铅，以支持他在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因而，爷爷按照居里夫人的意见，向北平研究院提出建议，希望创立镭学研究所。这个提议得到了李石曾院长的支持。于是爷爷在北平研究院做了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的所长。
为筹建镭学研究所，爷爷与居里夫人有了更多的书信往来。
这是1931年3月31日给居里夫人的信：“亲爱的老师：……我请求您答应给我们提供一种含镭的盐（含镭的氧化钡碳酸盐）的样品……在我回国前，老师曾表示愿给我们提供少量放射铅，现在能否给我寄来，同时还有含镭的氧化钡碳酸盐？……国立北平研究院本着科学的和人道主义的宗旨，重视镭和放射性研究，我们打算稍后建立一个致力于这一目标的镭研究所……”[ 《法兰西情书》第309、310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在这封信中，爷爷还就如何开展镭和放射性研究工作向居里夫人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汇报。
7月27日，居里夫人回信说：“亲爱的严先生：我相信您已经收到了6月1日我给您寄去的那种含镭的盐的样品和放射性氯化铅。这是您3月31日来信中所要求的……收到国立北平研究院放射性实验室成立的好消息，我感到很高兴。我祝愿贵实验室的工作有个成功的开端，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所重要的镭研究所……”[ 《法兰西情书》第311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在这封信中，居里夫人还就镭的使用条件和计量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说明和指导。
居里夫人不仅热情地指导我爷爷在中国创建物理学、镭学事业，更是帮助我爷爷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青年科学人才。1929年秋，爷爷写信向居里夫人推荐正在法国留学的郑大章到居里夫人实验室。居里夫人欣然接受并悉心指导。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郑大章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郑大章成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主要科学家之一，是中国放射化学的创始人。
不幸的是，正当爷爷大展宏图之时，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世哀恸。爷爷含泪写下四千多字的祭文《悼居里夫人》，深切回忆居里夫人“备尝辛劳”而“伟业惊人”的一生，高度赞扬居里夫妇“密切合作，相得益彰”，“为科学求进步，为人类造幸福”。居里夫人“镭之发现，在科学上开一新纪元”，“功存宇内”。“她重要的发现，伟大的人格，绝不随其形骸以去，是将长留人间永垂典范的。”[ 《法兰西情书》第349—355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
居里夫人去世后，爷爷与她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保持了更多的联系和交往。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长女伊莱娜，生于1897年9月12日；次女伊芙，生于1904年12月6日（后来是蜚声巴黎艺术界的音乐家）。伊莱娜自幼随侍母侧，从事物理研究，于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任镭学研究所助教，1927年与同事约里奥结婚。爷爷说，伊莱娜夫妇“颇具居里夫妇旧风，亦克同心合作，近数月前发现人造的放射性，是又为物理学辟一新蹊径。伊伦（即伊莱娜）女士克绍箕裘，不愧名门之女，他日延绵夫人之业者，当属斯人”。[ 《法兰西情书》第355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果不其然，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日后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成为又一对杰出的科学家夫妇。
1936年，爷爷写信给约里奥-居里，推荐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青年助手钟盛标到约里奥的实验室深造。1937年5月，爷爷到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与约里奥-居色更多地探讨了科学文化交流合作等问题。这一次，爷爷还带着年轻的钱三强来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把钱三强推荐给实验室新的主任、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做她的研究生。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成功地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现象，日后为中国创立了原子能科学事业，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1947年爷爷又推荐了杨承宗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跟随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1956年，爷爷与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再次会面，两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缅怀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说：“你的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收，却收了你这个中国青年当学生。”是的，爷爷是幸运的，有机会拜师于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门下；爷爷更是优秀的，能够得到居里夫人的栽培和指导，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和镭学的开创者。爷爷与居里夫人及其家族成员之间的科学家情谊多么纯洁，多么可贵，令我们晚辈后人羡慕钦佩不已。
（严慧英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