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这个名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如雷贯耳，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者，使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发展，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在建国后，陈望道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陈望道先生在复旦大学工作半个多世纪，是一位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复旦的老校长，他担任校长的年代正是复旦崛起的时代。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十多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入复旦，风云际会，人才荟萃，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作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要把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短期内很难做到，如果没有一位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难以凝聚人心，而陈老正是这个众望所归的校长。正是在他主持下，在复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各项工作迅速走上轨道。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发展，复旦发展成为一所国内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

矢志报国，上下求索

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腊月初九，陈望道诞生在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今夏演乡）分水塘村。父亲陈君元早年曾考过武秀才，当过乡绅士，在村上有较高的声望。他苦于自己识字不多，非常相信读书，不仅将三个儿子送出去上大学，还把两个女儿也送到县城女子学校读书。

1915年初，陈望道告别了父母妻儿，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在留日期间，他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及哲学、文学等学科的修习，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的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给被压迫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时陈望道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促进他的思想出现一个新飞跃，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1919年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激起了极大的义愤，他们纷纷集合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陈望道在日本再也待不下去了，遂于这年六月初返回祖国。

回国后，陈望道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他与经亨颐校长密切配合，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首创学生自治与改革国文教授等措施。在这场改革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位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的革新措施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提出：“要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国文教授是应当第一要研究的问题。”在此期间，一师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上。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下令撤换校长，改组学校，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流血事件。在军警与师生对峙期间，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与勇敢，带领学生同军警面对面地进行斗争．“一师风湖”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的突出事件，它激起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这场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一师”校长的决定。“一师风潮”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文化界新旧力量对比悬珠，陈望道终因无法再在该校留任而离去，他回到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探索国家民族的前进之路。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师风潮”结束后，陈望道成了全国文化教育界的新闻人物，为此，上海《星期评论》社特地函约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

他的译书工作是在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年久失修而破陋不堪，夜晚刺骨的寒风冻得他手足发麻，柴屋里只安置了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一日三餐和茶水也是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母亲见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驱日见消瘦，特地弄了一些糯米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补身子。老母親送粽子来时，还带了一碟子红糖。稍等片刻，母親问他是否还需添红糖时，他连连说，“够甜够甜了。”

后来母親进来收拾碗碟时，只是他吃了满嘴的墨计，旁边的红糖动也没有动，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向人介绍时所说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精炼，优美，要翻译好它是极不容易的，陈望道当时只占有很少的参考资料，在翻译过程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他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宣言》全文译了出来。完成译稿的时间是在1920年4月下旬。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P42页照片）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很快就销售一空。到1926年5月，已经出了第十七版。北伐战争时期，曾在军内散发此书，做到人手一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大量的史料说明，《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了解共产主义的入门老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是从学习《共产党宣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奠基伟业，建党先声

陈师道在建党之初的工作较少为人所熟知，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他的一份功劳。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参加者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仁统（在日本）、李达、楊明斋、周佛海、邵力子、袁振英、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十余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担负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任务，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在小组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陈望道作为小组负责人之一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全国建党作准备，上海党组织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的机关理论刊物，陈望道自1920年12月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后，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日益鲜明。同时陈望道和邵力子还将《觉悟》转变为党的外围刊物。这两份刊物作为党的舆论阵地，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从思想上巩固刚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11月，陈望道还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利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

我眼中的老校长

上个世纪60年代，我有幸在复旦求学，在复旦几年的学习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多次耳濡目染先生的风采，更深感先生人格渊渟岳峙，令人崇敬。

我始终记得新生开学典礼的那一天，那是9月上旬，复旦大学的相辉堂（原名登辉堂）里隆重地举行新生开学典礼。来自我国东南九省一市的一千多名莘莘学子，佩举着崭新的校徽，意气风发地迈进了这座神圣的殿堂，去接受最为重要的一堂入学教育课。

典礼由我国老数学家，副校长苏步青主持，他向我们一一介绍了主席台上就座的各位领导和复旦园内享有盛名的学者教授，然后请陈望道校长发表讲话，相辉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响声，亲临此境，我真的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急忙掏出我以前的记事本，试围把能捕捉到的信息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掌声平息以后，陈望道校长用深沉有力而又感人肺腑的语言如数家珍似地向我们介绍了复旦的光荣历史和解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陈望道校长向我们这些新同学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陈望道校长说，希望你们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立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课，参加社会活动，一定的生产劳动，既红又专，努力掌握专业知识，政治觉悟体现在为发愤图强改变祖国面貌的行动中。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始终循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牢国掌握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他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道德作风，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作为学习的动力。

陈望道在复旦担任校长期间，求贤若渴，他多次亲自到火车站将一些名教授接到复旦来。那段时期，复旦园内名师如云，云集了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谭其骧等各个领域的巨擘。特别使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陈望道校长还请了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破例为我们63级新生授课，这在复旦教学史上也是仅有的一次，实属此生一大幸事！有名师的指教，加上复旦优良学风的熏陶，为我们打下了较好的数学根底，构建了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凌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