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一场强寒潮突然向华北地区袭来，这让广大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主席听闻此事，立即在一张便条上写道：“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

毛主席所写的“告诉老百姓”，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人民气象事业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因保障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建立，那时候的气象信息属于军事情报，需要绝对保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气象事业进入新的纪元。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帝国主义又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考虑到气象情报与军事行动休戚相关，气象部门将首要任务定为为国防和军事服务，气象信息的传送再次开启加密模式，并被列入国家机密。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经开始执行，工农业越发需要天气信息指导生产，气象信息的解密也由此提上日程。

不过，当时的中国还并没有形成完备的气象观测和预报业务，即便气象解密，也很难向全国人民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

为了拉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军委气象局的第一任局长涂长望做了十分细致的规划，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开办气象观测人员训练班，开展大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工作。

涂长望

为了让气象站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当时气象人员建站的地点往往都是交通最不方便、生活最艰苦的地区。

我们这一批的同学，有的分到了四明山到了浙江，四明山山顶一到夏天雷打得不行，雷都打到观测室那里，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同时，涂长望还写信给海外的留学生，号召他们回国效力，共同开拓新中国的气象预报业务。在他的号召下，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朱和周等一大批气象人才，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归国。

为了组织各单位的气象科学家们共同工作，紧接着，涂长望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协商决定，将该所的部分精锐人才借调到气象局，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简称“联心”。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由此起步。

当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即将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时，一场对新中国气象预报水平的考验不期而至。

1954年7月，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工业重镇武汉危在旦夕。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联心”的气象工作者们所做出的天气预报至关重要。

郝爱群 陶诗言气象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陶先生跟我说是周恩来总理，就差坐镇在他们这了，就是报这个上游的雨，要求他们能够报出来以便中央来决策。

陶诗言等气象工作者们所做出的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既为武汉暴雨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验证了新中国气象事业建设的成果。

1956年6月1日，在经过了将近6年的准备后，气象部门终于向大众发布天气预报。

在当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们也第一次读到了天气预报的信息。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天气预报

从此，公众气象服务如鱼得水，有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气信息已通过报刊和电波传播至全国各地，但海峡对岸的台湾省却一直处于信息封锁状态，直到1972年8月14日，周恩来从天气公报中得知，一场强台风将正面袭击台湾省。

周总理当即提笔批示，要向台湾同胞发布台风警报：“ 可立即经气象局系统 (或经总政)告我福建前线，用作向台湾同胞的宣传消息，告以预防台风袭击和祖国同胞的关心。”

在正式发布台风警报前，周恩来又亲自审定了稿件，他在稿件的最后加了一句：“祝祖国同胞晚安”。

正是这样一条充满温暖的台风警报，向台湾同胞送去了来自祖国的关切，拉开了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布天气预报的序幕。

1973年10月1日，福建省气象台克服海峡气象资料短缺的困难，担负起每日正式向台湾海峡地区发布天气预报的任务。

自此，台湾海峡天气预报成为海峡两岸渔民安排生产活动的有力助手。

1979年，为了更生动地向百姓传播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的工作者们开始酝酿新的气象服务手段——电视天气预报。

1980年7月7日，中国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终于与观众见面。

李援 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主持人：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新闻稿，然后就是拿着新闻稿在念。可能就是说你新闻稿说完了，大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完全能够消化，能够理解，那时候实际上还是在摸索。

在第一代制作者的用心摸索下，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天气预报形式，随着电视的普及，走入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中。

后来，电视《天气预报》又经过不断改革和升级，发展成为如今亲民而贴心的模样。

距离1956年气象信息解密，已经过去了60多个年头。岁月流转，天气预报变了，变得更贴心也更与时俱进；天气预报也没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