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医学的启蒙和开端，可以有很多视角。但有这么一个人物，总是出现在中国现代医学史前页的关键节点。据我的老师们回忆，他很平凡，普通话都讲不好，演讲也似乎不具感染力。迄今没有人对我说过他是天才级别的医学家，甚至于如果他和你同样坐在会议室里，你可能不一定会注意到他。但他所完成的事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哪怕只做成其中一件，都几乎不可能。
他就是颜福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校先贤。
今年是颜福庆诞辰140周年。我们用不着歌颂他，因为他生平从不在意别人的歌颂，也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只在意自己服务的患者和大众。
他一生起起伏伏，历经晚清、民国与新中国，数不清的磨难缠住了他，但每次他总能化险为夷，即便是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忧不惧，面带从容与悲悯的微笑。
除了在抗战的动荡之际短暂做过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一生未做过高官。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种决心，则医事事业，定有相当进步。”
颜福庆终其一生，无畏，不媚，与使命相始终，与历史共进退，从未放弃过发展现代医学、打造公共卫生体系和为人群服务的决心。即便被身边几乎所有人反对、批判，仍然保持尊严与淡定，从历史中从容进退，这种与坎坷命运共舞并坦然处之的境界，是怎样磨炼出来的呢？在人生困境之际，他是如何坚守内心不变的自由，实现为人群服务的初心呢？在高速发展、充满焦虑感的时代，挑战叠加，命运起伏，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如何自处？
为此，我阅读了颜福庆老院长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包括演讲稿、中文论文、英文论文，阅读了《颜福庆传》，细读了颜福庆的搭档、湘雅医院创始人胡美先生自传《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细细回忆他的人生旅程，试图解读：何以中国现代医学发端，何以颜福庆……
有生岂不苦，逝者长如斯
颜福庆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颜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几经辗转，后代中的一支经厦门迁徙到了上海。颜福庆6岁时父亲染伤寒去世。年幼失怙，他在伯父任学监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医科读书，现在的同仁医院就是圣约翰书院医科当时的教学医院。
毕业后，他在同仁医院做实习生，其时，英国人统治南非，南非矿业资本家在华招募华工和部分矿医，颜福庆随即报名，与近万名华工前往南非。据英国官方统计，当时每1 000名华人劳工中就有39人死亡，有60人丧失劳动能力成为残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中国清朝末年的读书人，他要有怎样的坚忍，才能在这种极端艰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又是如何与命运之神共舞，发掘自身的无限潜能。颜福庆很少提及在南非度过的一年多艰苦生活。后来，他从美国回来在湖南行医，曾屡次到煤矿从事钩虫病等传染病防治，应该与他在南非这段经历有关。他天生对底层民众有着极强的悲悯与同情，年轻时代生发的爱心与坚韧—是伴随他一生从医的内在力量。在南非更与矿工的命运血肉相连，这足以解释他一辈子作为医生，却最终专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命运的转折，常在再坚持一点点的时候出现
1906年秋，颜福庆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黑文，这一年他24岁。在美国的第一个冬天，他身高1米72，体重53千克。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有点营养不良的书生模样。
经过插班考试，颜福庆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就读。在求学期间，颜福庆曾经几乎陷入绝境，因为家庭资助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学课程费用，为此他曾在纽黑文卖过中国茶叶，不过很显然这点收入根本微不足道。他在耶鲁的第一年就觉得难以维持，已经决定放弃学习回国。这一点，他后来到长沙后，和他的搭档、美国医生胡美讲起过。胡美医生在自传中回忆道：颜福庆说他没有预料到耶鲁大学的医学课程是那样的困难。医学词汇非常难记，他也受不了那里的寒冷气候。那时，他在上海的家庭也不能理解他已经得到了奖学金，为什么每隔不久还写信回家要更多的钱。因为美国的医学课程是所有专业课程花钱最多的。颜福庆说他在第一年过分努力，弄得体力不支，到了感恩节，他完全丧失了勇气，于是决定辍学回国。决定一经作出反而如释重负。
种种原因之下，颜福庆决定放弃继续在耶鲁求学。按照胡美的说法，他作出这个决定后，“好像是服了一剂补药”。但是，命运好像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冥冥之中，有时决定人的未来的并非主观努力，而是不知何时何处出现的难得机遇。
感恩节晚上，他漫不经心地逛着街，看着商店橱窗。忽然，他听到一个美国朋友威廉斯（A. C. Wiliams）的声音：“我正在找你。”威廉斯说道：“在成为医生之后，我希望你能到长沙和胡美医生一起工作。”
颜福庆告诉他，那已是不可能了，他决定下周坐船回上海。但是，这位美国朋友是辞绝不了的，他挽着颜福庆的胳膊，停下来喝了杯热咖啡，直到深夜还在谈论着关于长沙的事。之后，颜福庆没有去买回上海的船票，他最终同意毕业后去长沙工作。这样，他的生活费与学费不足的部分终于有了着落。事实上，颜福庆从这时候开始变成了雅礼会的定向培养人员。
美国留学短短三年，曾经几乎放弃，但最终又坚持了下来，不能不说是有命运的眷顾。人的一生，或许会有刹那的命运之神眷顾，但唯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让他在异国土地上获得难能可贵的荣誉，即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陪伴他度过美国三年留学生涯的，是坚毅和随时准备与命运之神和解的坦然。
长沙17年，时间积累创造奇迹
1910年，颜福庆回到中国，加入当时还不是很景气、也不被当地人认可的雅礼医院。雅礼医院的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胡美来长沙整整五年，医院却始终只有他一位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直到颜福庆的到来。此时的颜福庆比我们现在八年制毕业的博士大两岁，和5+5硕博连读毕业的学生年龄一样。胡美到码头迎接了他，胡美回忆道，“一位瘦瘦的中国年轻人，穿着一件厚厚的美式外衣，神采奕奕地走出跳板……从甲板走到码头，颜医生看起来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与之不同。”这是胡美第一次见到颜福庆时的印象。
我阅读了颜福庆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中国长沙当地医疗情况的论文（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angsha for the Six Months of Ended，30 September 1911），可以发现，由于他的加入，医院业务大幅增长，治疗的病种覆盖面很广。他在发表的国际论文中记录，当时长沙公共卫生条件堪忧，夏季腹泻是主要疾病，寄生虫病特别是血吸虫病流行。胡美医生回忆，颜医生习惯用显微镜检查虫卵来诊断寄生虫病。发热性疾病中疟疾是常见的类型，当时长沙已经用奎宁来治疗疟疾了。在公共卫生方面，主要是结核病和梅毒，但是当时大家对于预防的概念几乎没有，颜医生就印刷传单做宣传。借助颜福庆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能明白他为什么逐渐把救治的目光转向对公共卫生的关注。他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病人个体，更是看到了那些未能得到治疗的人群。
1915年，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记录了一例巨大腮腺纤维瘤切除手术。手术难度很大，要处理肿瘤包裹的神经与动脉，他对肿瘤做了全切，但是不得不牺牲肿瘤包裹的面神经。看来，当时他是什么刀都开，堪称全科外科大夫。
其间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是颜福庆给湖南省都督谭延闿诊病，这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诞生直接相关—不经意间，他为创建湘雅取得了政府的支持。
谭延闿突发高热，遍访名医，体温仍高达40℃。无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来了颜福庆。颜福庆只是简单测了体温，询问了病史，开了些西药便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热居然退了。颜福庆借这个机会，向谭延闿提出在长沙办一所现代医学院的申请。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拨款虽永远是不够的，但征得政府的支持仍极其重要。
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32岁的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学校校舍采用中式建筑风格，但内部设计和功能却是西式的。虽然学校创建得到教会支持，但是医学院不设教堂，并限制宗教课程。这便是著名的湘雅医学院的初创，日后与协和医学院交相辉映，人称“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筹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显示了颜福庆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日后他一直称，感谢创办湘雅过程中各方给予的支持，没有湘雅就没有上医。
早期的湘雅毕业生中，走出许多中国现代医学领航人，有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汤飞凡，热带病学专家应元岳，儿科学先驱高镜朗等一批驰名中外的医学大家。还有毕业于湘雅，曾任湘雅院长，后在协和任教授，并任协和副校长（1962年，张孝骞任副校长时，协和已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的医学泰斗张孝骞，同届毕业的吴绍青教授更是我国防痨事业的先驱。
在长沙行医期间，他时时参加以外国人为主导的医学会学术活动，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中国人自己掌握现代医学传播话语权的想法。他与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伍连德先生一起，筹谋创建中华医学会。伍连德，在1910年找到东北鼠疫原因并进行封城，发明伍氏口罩、建立方舱，最终消除中国东北鼠疫，在国际上奠定了中国防疫科学的地位。两人牵头建立了以华裔医生为主的中华医学会，由颜福庆任首任会长。今天，这个创立于1915年的中华医学会历经百余年沧桑，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学会之一。颜福庆和伍连德先生在100多年前便有如此远见，引领中国现代医学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中国人自己医学院的理想在他心中萌芽。成立于1927年的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国立高等医学院校—上海医学院，校舍风格与湘雅非常接近，形同姐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中心，环境已经不适合他继续留下。1926年12月15日，颜福庆带着妻儿仓促离去，随船同行的还有胡美和一些湘雅师生。此时45岁的他曾说，“何去何从，我茫然无所适从。”不得不说，离开湖南，虽然改变了颜福庆的人生轨迹，但也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离开湖南后，颜福庆收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邀请。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建的，他们为颜福庆特设了副院长一职。但不久之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即聘请颜福庆为医学院院长，由于他在协和的任期已经开始，只能暂委乐文照代理院长一职。
颜福庆决意在上海创办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最终的理想是建设一个集医学院、医院和研究院于一身的医事中心。在一份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中，他大声疾呼：“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亡之关键。”
医学院成立后，颜福庆马不停蹄地希望建设医学院配套的附属医院。苦于没有资金，他到处“化缘”。终于，1937年，颜福庆用他筹措得来的100万银元，以上海医学院为中心，组建了包括第一实习医院（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以及澄衷医院（由颜福庆的圣约翰大学校友叶子衡捐赠改建而成，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在内的上海医事中心。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医事中心，现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成为中国人的骄傲。至此，颜福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年55岁。
中山医院建院不久，上海沦陷，日军侵占医学院与中山医院。颜福庆离开上海，辗转于重庆、贵州、云南等地，为抗战中的医疗工作奔波。
1938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战时医学教育问题》一文，大力提倡要让医疗力量为前方战士和后方民众服务，同时呼吁“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战争对人是一场极大的考验，此时，他离开日寇占领的上海，为战时卫生事业日夜操劳，但他对胜利抱有最坚强之决心，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他仍在呼吁，要为战事终止后的医学教育做好准备。
颜福庆一介书生，凭一己之力，集国家与众人之合力，打造了一所为百姓服务的医院，战时亦不忘为未来的医学教育筹划，堪称“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 · 吴书》）。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满心欢喜。从1927年的“何去何从，我茫然无所适从”，到1949年，他说：共产党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把自己医事中心的全部财产上交给国家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与外孙女，尽早回国参加建设。1956年，颜福庆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被主席邀请在主宾位共进晚餐，主席很感谢他当年对夫人杨开慧女士的免费救治。颜福庆谦虚而诚实地说“不记得了”。主席感慨道：那时你是大院长，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领袖与学者之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洒脱与淡定。
上海医学院成立之时，便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到了1956年，上海医学院更以拥有16位一级教授，而位居全国医学院校之首。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为了加强“大三线”建设，决定在重庆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上医头上，同时意味着学校将整体搬到重庆，原校名将被取消。颜福庆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希望能够将上医保留在上海。但国家大策略已定，改变几乎毫无可能。
上医很幸运，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这所中国首家本土高等医学院校。一个关键人物突然出现了，他就是陈同生，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著名电影《东进序曲》中新四军将领黄秉光的原型。1950年8月，他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华东局撤销。1955年6月，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颜福庆（右）与陈同生（左）在交谈
这一年，陈同生初到学院，就遇上了要求上海第一医学院整体搬迁重庆并撤销上海医学院建制的问题。颜福庆向陈同生恳切说明了整体搬迁重庆的利弊。最后，在陈同生主持下，经过党委慎重考虑，最终向上级提供了“母子校”的方案，将上医各教研组和医院的负责人、学科带头人一分为二，第一把手去重庆，第二把手则留上海；反之，如第二把手去重庆，则第一把手留上海。我所工作的华山医院院长钱惪，也是我们感染科的学科带头人，就带队去重庆，出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陈同生自己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这个方案最终需要中央批准，陈同生最终找到周恩来总理，得到总理的理解和支持，中央最终同意上医留在上海，抽调一部分精英到重庆建立新的学院，即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大三线”建设如此重要，鲜有领导愿意为迁校计划的改变来承担责任。我对陈同生院长这样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一直心存敬仰与钦佩。他当时如此尊重、支持、落实颜福庆先生的想法，是我党高级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肝胆相照的最好范例。
非常遗憾，我到上医的时候，两位前辈均已离开，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但我的老师们见过。据翁心华老师回忆，求学期间，颜福庆先生常操着一口带上海腔的普通话给大家作演讲，听得不是很清楚，好像也不是很煽情和富有感染力，倒是当时担任上医院长的陈同生，似乎讲话更有激情，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这样富有魅力的党的领导干部，团结了党内外一切力量，带领上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跻身国内外著名医学院校之列，也为后续全国的医学院校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
不能不说，陈同生院长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上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颜福庆老院长此时能够遇见这样的知音感到庆幸。
吾心自有光明月，人生达命自洒落
当然，命运之神不会一直眷顾。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体终究只是一朵浪花，甚至只是一个泡沫，或许微不足道，但对待命运的态度，仍然可以如颜福庆老院长那样不失尊严，令人肃然起敬。
1966年，84岁的颜福庆，面临了一生最沉重的痛苦。这时候，再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了。他6岁丧父，有伯父支持了他；他在南非矿井，有耶鲁大学呼唤了他；他不能负担学费在纽黑文街头准备放弃深造回国的时候，雅礼会支持了他；在长沙要办医学院，恰恰治好了谭延闿都督的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27年逃离长沙的时候茫然无所适从，北京协和给了他副院长的职位；筹办上海中山医院，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去世，宋氏家族捐献了丧事的所有礼金，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捐赠；1956年上海医学院西迁，陈同生出任院长与党委书记，支持他保留了上医。但是这一次，颜福庆不得不独自面对命运的打击。
这一年，他在自己创建的校园里，默默承受着多舛的命运。
1970年11月29日，颜福庆在寒冬中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保持医生的荣誉与尊严——这是他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长致辞时对全体中国医生提出的要求。这份高贵的信念，支撑着颜福庆度过了他一生所有的创业艰难历程。即使面对厄运，年迈的颜福庆依然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保持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尊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
结 语
今年，是颜福庆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他创建的上海医学院建院95周年。基于他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卓越贡献，给予他怎样的赞誉都不过分。但他留给我们更为宝贵的，是一生坦荡纯粹、与命运共舞的胸怀，无论命运之神眷顾也好、捉弄也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始至终奉行为人群服务的精神。
中国的医生需要哪些精神？我向来以为，医生首先需要精英精神，因为面对的是生命，必须精益求精。在中国，医生还需要大众精神，落地扎根服务大众，是救死扶伤的担当，也是中国医生永远的使命。近年华夏大地上的这场抗疫战，便是中国医生体现精英精神、大众精神最好的战场。
颜福庆先生，一个普通的中国医者，未见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气魄，但孜孜矻矻所做的一切，始终都是为国为民，乃是真正的侠之大者。如同他的先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福庆的生命之光，不灼不黯，就这样徐徐地、温暖地一直照到了2022年……
本文来源：《福佑人群 颜风长庆：颜福庆教授诞辰140周年纪念文集》。作者张文宏，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