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北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黎锦熙响应号召，在家大扫除，逐件清理书柜衣箱。25年前藏在旧衣箱深处的一个纸包得以重见天日，纸包上记着“民十六”，纸里包裹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写来的六封信，以及其他珍稀历史文献。那是1927年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后，传言还要搜查某些教授的家，黎锦熙冒着危险把它们密藏起来。
1953年是毛泽东的60寿辰。趁着这个契机，黎锦熙将六封信对勘年月，依据日记给信加注按语和脚注，写成《毛主席六札纪事》[1]，精装成册，在扉页上题“敬以此三十年前的纪念文献资料为毛主席寿”，作为寿礼呈送给毛泽东。
1961年，建党四十周年之际，黎锦熙把这批革命历史文献的原件全部赠送给中央档案馆，包括毛泽东青年时代写的六封信、《湘江评论》全套、1918年至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3册、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讯社”的15次通讯稿。毛泽东看到后连连致谢，并将信函制作影印件，还赠给黎锦熙备份、留念。
一、平生风义兼师友
黎锦熙个人照
黎锦熙，字劭西，1890年2月生于湖南湘潭。1913年，黎锦熙在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时，毛泽东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俩不但课堂有所接触，课外的交往更多，关系更深。
黎锦熙1915年日记的部分内容，记录了许多与毛泽东相关的事情：[2]
四月四日，星期日，毛泽东来（时肄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游园（指芋园星期日社中开放，毛主席常独坐树下，凝思到晚，同往者以为奇）。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萧旭东（即萧瑜，湘乡人）、毛泽东及熊光楚（湘乡人）至，讲读书法。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毛泽东、李少青及周执钦（名楷）相继至，共话社事（宏文社编译事也）。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毛泽东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二日，星期日，与涤凡（章姓旧同学）、泽东话学问事，并告泽东以不愉快之原因。
五月九日，星期日，毛泽东至，稍话读书事。（查我上一天即八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五月七日下哀的美敦书矣！”九日对“读书事”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看的书上。）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熊、毛至，又晤季范（王邦模之号，一师校监学），久谈改造社会事。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学生陈（昌）同毛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此与静安（刘翰良，宁乡人，社中同事）所见不同者（静安主张读王筠《说文句读》也）。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毛、陈两生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与毛生说研究法。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与毛、陈两生说读书自习法。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收拾《公言》社（公言杂志社在宏文社内），坐门间，阅《群学肄言》（即严复译的斯宾塞尔《社会学研究》）“缮性”竟。甚爽适。毛生亦移坐此室。
七月廿一日，星期三，上午，与两生讲学，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泽东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晚，归，食梨；与泽东谈学政，以易导（谓宜于引导群众）为佳。
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泽东日记于焜甫（即熊光楚）处，焜甫前日来预备试验，泽东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级任去。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一师泽东、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旭东、泽东至，谈学颇久，平生偕（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来北京），并借书去。
十月十一日，（当时我已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工作，寓西城二龙坑）通信：致熊安甫（光楚之弟）兄弟，并转毛、陈（将归，京况、学养）。
十一月十六日，晚，柬润之（泽东号），未竟。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饭后，作柬复毛润之，凡四笺。戒其躁急偏隘；以渐与恒及宁静致远勉之，首纠正其所论君臣原理，谓宜从国家学政治学中研究，出校求学，当有相当之所云云。
单从摘录的这部分日记看，从4月4日到8月29日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拜访黎锦熙近20次，各自推心置腹，无所不谈。黎锦熙也在交往中看出毛泽东不是一般的青年学生，他在日记中称许道：“晚，在泽东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得泽东书，有见地，非庸碌者”。黎锦熙后来跟家人谈起毛泽东学生时代的仪表和举止时说，“他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一向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别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那时毛主席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3]
日记里时常记载黎锦熙教毛泽东等学生如何读书、研究，但具体如何读书，探讨何事，日记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些我们能在毛泽东早期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等师友的信函中看出端倪来。[4]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信好友萧子升，几乎通篇在叙述向黎锦熙请教之后的心得体会，譬如，毛泽东觉得学校污浊不堪，学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他想放弃学校，跑去深山自学古代典籍，学成再下山来学习新知，“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黎锦熙不赞成毛泽东的想法，认为舍弃学校上山自学是先后倒置，劝他安心在学校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方法，贯通各门类知识，学以用之，“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还介绍毛泽东读《群学肄言》“缮性篇”，毛泽东读过之后感叹说，“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在毛泽东思想苦闷的青年时期，黎锦熙起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故而毛泽东对黎锦熙从来不吝钦佩赞赏之词。他对好友萧子升说：“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写给黎锦熙的信里更是多处表达对先生的推崇之心，“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衙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样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
黎锦熙年长毛泽东三岁，他在日记里对毛泽东的称呼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直呼其名，称为“毛泽东”“泽东”，或简称“毛”“毛生”，1915年9月赴北京后，称“润之”的次数变多起来。而毛泽东在书信中除了称呼黎锦熙为“先生”“阁下”外，还常称之为“吾兄”“仁兄”，落款常自称“弟”、“小弟”或“乡弟”。从称谓中也不难看出两人关系愈加亲密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二人既是师生，也是挚友。
二、宇内澄清重聚首
1915年9月，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离开长沙到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处审查股主任编审员、图书审定员、甲部主任（主管审查文科教科书），致力文字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普及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并促请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发起组织“国语研究会”，推动国语运动。此后，毛、黎二人虽时常通信，但难得见面。直到1918年10月，毛泽东湖南一师毕业后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师生二人才能够频繁来往。
不久，毛泽东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洪流。两人数十年间天各一方，音讯渺茫。但黎锦熙始终对这位“高足”默默关注，异常敬佩，即使是在白色恐怖里，他也冒险保存着与毛泽东的通信和相关革命文献。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成立大会，黎锦熙任监事。图为重庆《新华日报》相关报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和黎锦熙两人又间接恢复了联系。毛泽东得知黎锦熙随校西迁到兰州后，托人问候老师，并从延安给黎锦熙寄赠了一本《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后组织同人认真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专横，内战阴云笼罩。黎锦熙虽说不慕虚荣，甘于淡泊，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政治活动中，但他并不是那种闭门教书、不问世事的教书匠。他关心时事，同情革命，与许德珩、褚辅成等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创建九三学社，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呼吁民主，配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8年12月17日，蒋介石要求傅作义秘密催促黎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平南下的电文。
1948年底，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乘飞机逃走。围城之际，蒋介石致信傅作义，要求秘密催促黎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平南下。黎锦熙所在的北平师范大学几次三番来家劝说他乘坐飞机去南京，都遭到拒绝。12月26日，形势愈加紧张，教务长又一次来家敦促，说这一天是最后的机会，当晚将派汽车来接。黎锦熙依然坚决拒绝，并撕毁要他南下的通知。待来人离去，黎锦熙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
黎锦熙日记片断（1949.6.13-6.20）
黎锦熙等待的伟人正是毛泽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6月17日下午，毛泽东来到和平门内北平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黎锦熙、汤璪真、黄国璋等师友，并共进晚餐。当晚，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
三、师生情谊终生不渝
北平和平解放后，黎锦熙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副主席兼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潜心于汉字、拼音方面的教学、研究与推广工作。与此同时，黎锦熙担任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相对较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次晚会上收到黎锦熙当面呈送的《国语新文字论》，赞道：“我正要研究这个问题。”
1950年3月，同苏联签订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黎锦熙等人到车站欢迎。毛泽东握住黎锦熙的手，道谢后说：“劭西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出洋”。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对着这位老师和诤友谈起自己对出国留学的看法，认为求学不必一定要出洋，好些人只是着迷于“出洋”这两字，并没有学到真本领，多数出过洋的人依旧是“糊涂”。黎锦熙颔首赞同。[5]不过，毛泽东青年时期已对苏维埃俄国心存向往，他曾函告黎锦熙，有机会想去苏俄考察、学习，“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之余，并没有忘记曾经的师友。他关心黎锦熙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称赞说，“你做的学术工作，大家是佩服的”；多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中南海荷花开了，还特意邀请黎先生前去共同赏花，收到人参、阿胶、红参、冰糖之类的礼物，也派人分赠给黎锦熙；得知黎锦熙身体不好，多次提醒说，“不必终会，病宜休养”，“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之为荷”。因而，走进新中国的黎锦熙虽然依旧体弱多病，但抑制不住欣喜、兴奋之情，就像他诗里说的——“青云遏鼓传嵩响，红浪翻旗引铁流。多病却无迟暮感，相逢握手尽交游。”
文化大革命中，黎锦熙虽说没有关进“牛棚”，却也受到冲击，他的图书资料被查封，无法继续推进研究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得悉后，指示启封，加以保护。黎锦熙一家人搬到一个楼房单元的小套间里，拥挤不堪。即使如此，黎锦熙依旧专心撰写《文字改革概说》等著作。1972年，周世钊（毛泽东湖南一师同学）从湖南来到北京，特去看望黎锦熙，空间局促，只能坐在床上对谈。两人开玩笑，说这真是“促膝谈心”。周世钊见到毛泽东时，谈到黎锦熙的近况。毛泽东说，要给劭西先生安排有工作条件的房子，让他能够搞研究，带徒弟。1972年底，黎锦熙一家迁居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并把多年收集到的图书资料集中于此，得以安心工作。[6]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悲痛。黎锦熙遽失多年知交，恸戚椎心。他怀着悲痛的心写下《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一文，表达深切怀念之情。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逝世，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是：“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
时间闪回到1915年9月的一天。那天，黎锦熙为毛泽东讲解如何观察历史变迁：“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黎锦熙没有料到，他眼前的这个青年，日后将成长为中国的伟人。后人要想透彻理解这个时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时势催生出来却又引领时势的“巨夫伟人”，这巨夫伟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两年后，1917年8月，毛泽东向黎锦熙谈起自己的理想：“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本身正是这样身有“大力”的“大气量人”，他“摧陷廓清”，在根本上变换了全国之思想，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回顾毛泽东、黎锦熙的人生，虽说路径选择并不相同，但师生二人都兑现了当初对自我的承诺，也在各自求索中凝铸出一段亘久弥坚、终生不渝的师生情谊。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1] 《毛主席六札纪事》，后经黎泽渝整理，划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载于《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2期。
[2] 黎锦熙日记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此处引用的日记内容主要引自黎泽渝《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载于《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篇中括号内的注释是黎锦熙摘抄时添加，若干注释引自《毛主席六札纪事》。
[3] 贺澹江《忆黎锦熙先生》，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潭文史（第五辑）·忆黎锦熙》，第95页。
[4] 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六封信，内容载于《毛主席六札纪事》，连同其他信函、文章，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文中所引书信内容均出自该书，后不详注。
[5] 参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3-476页。
[6] 综合曹述敬《毛泽东和黎锦熙》，载自王淑芳、麻星甫主编《毛泽东与北京师大》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93年9 月第1版，第97-98页；黎泽渝《黎锦熙与毛泽东交往追述》，载于政协韶山市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韶山文史（第三辑）》，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