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重庆(1933年6月17日—)，出生于甘肃兰州。机械制造工艺、设备、设施规划与设计学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郭重庆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大家族，幼年时饱尝世态炎凉。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小就形成独立自强的品格。他15岁初中毕业，考入远离兰州城区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该校为抗战时期北师大内迁时建立，师资力量雄厚，生源的录取也很严格，管理则采用大学的管理方式。学校宽松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及倡导自主学习的方式使他受益匪浅。1951年，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6年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终生受益。

1957年，郭重庆毕业，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从事工程项目设计与咨询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世界银行中国第一个工业项目——上海机床项目总设计师，通过最终产品的合理集中及工艺、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实施了行业的整体改组改造，提升了整个行业的技术和生产水平，使其成为我国最大的机床企业。90年代，他主持我国工程咨询机构首次独立承担的世界银行沈阳工业改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最早提出将企业制度的改革、生产合理化的改组及生产现代化的改造三结合同步实施的方案，并付诸实施。他担任我国主要大型机床厂和磨料磨具厂的基建、技改项目的总设计师，并组织完成了“扩大我国磨料出口的研究”，为我国跃居世界磨料生产及出口大国发挥了重要的倡导和实践作用。

通过几十年工作实践，他认为做好工程咨询和设计工作，做到以下五个方面十分必要。

第一，要树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关于这一点，郭重庆说：“这几年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重提；近年我国重大科技发明甚少；以及何时才能产生一个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议论不绝于耳，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我想，科技成就源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1941年竺可桢先生在深入分析了哥白尼、布鲁诺、牛顿、波义尔等科学大家后，发表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他把科学精神归纳为三点：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不畏强暴，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专横；第三，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他把这三点归笼为‘求是’精神。竺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所以，‘求是’也就成了浙大的校训。我体会这三点归纳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科技界普遍缺欠的东西。就整个民族来说，我们的科学精神能足以应对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吗?环顾四周的物质文明成就，有多少留有我们民族的痕迹?”

“至于谈到科学方法，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中国?’尽管我国有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有过几个世纪领导世界潮流的记录，但为什么近代中国在科技发展面前停步了?五四运动的一些先知先觉们在分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的实际之后，举起了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这是源于对中华民族落后原因的首次理性认识。但找到了民族落后的原因，并未必找到了解决落后的钥匙。倒是李约瑟先生自个儿给自己的命题求解。他认为中国缺乏科学的方法。他指出：一是中国没有按严格逻辑推理的一套理论；二是没有发展以严密的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对于这样一个论点，我们科技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似乎也都认同：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上存在着缺陷。科学方法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匮乏的东西。因此，我们中国人要在科技上有所成就，首先得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上取得突破，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人恐怕要付出一两代人的努力来建立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得有一个修炼过程。”

第二，要具备图钉型的知识结构。郭重庆说：“工程设计与咨询是一门交叉学科，甚至在我国已有的学科分类中，找不到这样一门，但它确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到了须臾不能离的地步。每年差不多有占GDP30%～40%的钱通过它花出去。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缺乏系统的理论。由于‘综合性’为其特征，它不仅综合各技术专业，同时综合技术与经济，并且，更具管理特征，因此，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缘。工程设计所涉及的对象(项目)应视作一系统，必须用系统的观点认识资本、劳力和科技等生产力要素的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工程设计与咨询更像是一门管理工程技术，它的确切定义我认为应该是：有判断地综合运用人类在社会发展和科技实践中获得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一个能经济地利用劳力、资本和科技等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期实现预期目标的一门学科。它有别于纯技术的观点。除注重技术外，还需关注人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既然工程设计与咨询是研究系统的科学，涉及的面比较广，因此，对从事工程设计与咨询人员的素质也应有一定的要求：技术知识(不仅局限于本专业，而要求了解相关专业的知识)；经济知识(宏观的国民经济分析，以及微观的企业财务评价)；信息知识(对信息、政策、法规、消息、数据的敏感性，以及获取信息的渴求感)；管理知识(行为管理、决策管理和系统管理知识)以及组织和善于团结其他同事一道工作和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因此，对工程设计与咨询人员既要精通一门专业知识，建立专业知识体系，但同时又要求横向扩展，学习相关专业的知识，即所谓‘T’字形的知识结构。”

第三，要具有野狼样的团队精神。郭重庆对这一点尤为重视，他说：“记得80年代初去美国最著名的机床工厂CincinnatiMilacron去访问，看到部分技术人员身着印有狼(Wolf)的标识，问及缘由，回答说他们正在实施一项新产品开发计划，汇集了企业一部分产品研制开发、设计、工艺、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人员在一起，并命名为‘野狼计划’，认为野狼群居，群出群没，群体意识很强，他们在产品研制开发中就需要这种群体精神。这就是后来逐步成型，并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所谓团队精神(TeamWork)和并行工程(ConcurrentEngineering)的雏形。”

“工程设计与咨询成果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设计组聚集了十几个专业的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一起工作。一个项目(系统)的最优化设计总体水平突出反映在‘综合’上：如项目总的生产能力平衡，局部生产能力的过剩就是浪费；总的工厂布置；内外制造分工；产品及工艺水平以及产品的市场前景；企业的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等。主导专业是龙头，起支配作用，其他专业是围绕着主导专业的要求进行工作，但主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一个工程项目的总设计师犹如一个乐队的指挥，或一个剧组的导演，对一场戏的成功演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总设计师对项目的设计内容、深度、所应达到的水平首先得有一个主见，并在各专业协调配合下，发挥团队精神，集思广议，然后形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并自始至终地贯穿起来。”

第四，不要把科学与技术的概念混同，他说：“尽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与技术的时差越来越短，但毕竟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目标和研究主体皆不相同。科学(Science)是揭示客观规律，认识世界，研究主体是科学家。技术(Technology)是科学知识(含社会科学)的应用，改造世界，创新的主体是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学知识表现为公共产品的属性，为人类所共享，而技术是有权属的，不能共享。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孰轻孰重?科技政策导向何方?这应视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条件，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有一个侧重，实际上牵涉到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之间的权重选择，美国和日本就有过不同的选择。我国创新体系中应以技术创新为主，当然，这个侧重也应是相对的，变化的。”

第五，他认为要坚持市场的实现程度是检验技术成果的唯一标准。他说道：“我国长期技术研究与经济发展脱节，形成所谓两张皮的现象。我国各类技术研究单位、中介组织游离于经济主战场之外似乎是我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瓶颈。”

“当前世界制造业发展的特点是两个M(Mannufacturing&Management，制造与管理)联姻。技术与管理的结合是先进制造技术(AdvancedMannufacturingTechnology)的一个突破。各种新的制造模式：精益生产(LP)、准时制(JIT)、敏捷制造(AM)、企业再造(ER)、全能制造(HM)、全球制造(GM)、计算机集成制造(CIM)、智能制造(IM)、制造资源计划(MRPⅡ)、企业资源计划(ERP)、并行工程(CE)等的层出不穷，真有点目不暇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这的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大进步，是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的。”

“先进制造技术与管理的结合，也正反映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出现学科不断分化趋势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各种学科的高度综合。制造技术与管理技术的结合正是这种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综合结果，并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科技逐步走向整体化，也正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物质和运动形态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马克思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让我们自觉地遵循并运用这个综合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科教兴国做出贡献。”

几十年来，郭重庆担任30多项国家及部重点建设项目总设计师工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部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1项、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3项、机械部优秀设计奖一等奖3项。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合肥工大、山东工大等校教授，并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组分会顾问，河南省科协名誉主席，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