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晔光，1965年生，2016年加入九三学社，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主要研究细胞信号转导，利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及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技术手段研究TGF-β受体的调控、TGF-β和Wnt在肿瘤形成及其在器官发育、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肿瘤形成中的作用。

2017年11月，53岁的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晔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近日，当与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谈起当选感受时他说：“当不当院士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感谢同行们对我的认可和支持。”记者了解到，一心扎在科研与教学中的陈晔光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工作，很平常的。”简单一句话，透露出他作为一名科研人的低调与谦逊。

实际上，陈晔光是一名15岁上大学，21岁硕士毕业，博士、博士后一路拼下来的学霸；岁月流逝，他也依然是那个放弃美国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时，说出“在美国做科研的不差我一个”的理想主义者。

谈求学：阴差阳错与生物结缘

陈晔光是江西乐安县人，虽然他初中、高中都只读了两年，但因为那时候学习成绩比其他人好一些，老师特别鼓励他参加高考。1979年，在恢复高考的第三年，15岁的陈晔光参加了高考。陈晔光坦言，那时候只是想着“考上大学能跳出农村”。

由于那个年代农村信息闭塞，陈晔光除了数理化之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专业。高考志愿也填得比较随意，最终，他被录取到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生物系。

进入大学接触到生物专业后，陈晔光对这门基础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生物非常有意思，人为什么会有记忆？为什么会做梦？大学时的他对这两个问题深深着迷，也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书中的一些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呢，不过可惜的是，我最后也没有从事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研究。”陈晔光的语气中带着些许遗憾。

四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快毕业的时候，陈晔光了解了一下就业情况，毕业生大约三分之一做中学老师，三分之一进科研单位，三分之一去相关企业。“我那时候才19岁，怎么做中学老师啊，都打不过那帮学生。”陈晔光幽默地说，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小，可能不适合直接工作，所以他决定考研。

一直想学神经生物学的他报考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虽然分数够，但因为录取名额有限与其失之交臂，最终陈晔光继续留在江西大学生物系攻读动物学硕士学位。那个时期，他做的是生态相关的课题，对鄱阳湖的螺丝做谱系调查和生物周期的研究，每个月都要去鄱阳湖采标本，冬天也得下水，很辛苦。

硕士毕业后，刚满22岁的陈晔光来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工作，那时已经掀起了出国风，身边的很多年轻人都在准备出国，年轻的他也想出国看看，于是开始准备托福GRE等考试的各种材料。

由于当年的农村中学没有英语课，陈晔光的英语是进入大学之后从零基础开始学起的，尽管有一些英语系老师和同学帮忙，但他的水平还是很有限，尤其是口语。谈及学习英语，陈晔光感触很深：“我刚到国外的时候特别难，什么都听不懂，熬了半年多到一年时间，才过了语言关。”

谈回国：“美国不差我一个”

1988年，陈晔光通过公派自费的途径出国，学的是细胞生物学，但大学时心中种下的“神经生物学”的梦让他念念不忘，转学不顺利的他两年后拿下了硕士学位，又开始攻读博士。“我花了四年半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还算是比较顺利。”陈晔光说，博士毕业后，自己一边找和疾病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后职位，一边也在找神经生物方向的博士后职位，最终他的博士后是在纽约一个顶级癌症研究中心做细胞信号转导研究，至今也没能从事神经生物学相关的专业。

跟当初很多出国的学者一样，陈晔光留在了美国工作，并成为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名教授，在美国成家，事业生活稳定。

为什么回国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依然低调幽默：“因为在美国每天都要烦吃什么啊，回来起码有中餐吃。”实际上，那时候，陈晔光已在美国生活十余年，一句简单朴实的话表明了他放弃加州大学优厚待遇回国的心迹：“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做生物研究，不差我一个，但国内当时科研水平还比较差，所以我想回国带点学生，提升国内的科研水平。”

陈晔光的回国，带有理想成分，也是当初许多知识分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一个缩影。

2002年，陈晔光和家人一起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继续埋头科研与教学。

谈科研：科研“苦并快乐着”

谈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陈晔光打开了话匣子，首先给记者进行了简单的科普。他研究的细胞生物学是一门很基础的学科。人体是由很多细胞组成，对细胞来说，每个细胞都是独立生命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体内不断有细胞生成与死亡。那么，是什么在控制和影响细胞的行为呢？细胞的命运是如何决定的呢？细胞是一个变两个的增殖还是分化抑或是死亡？是什么信号让细胞维持稳态组织器官，保证人体的健康？

这就是陈晔光研究的领域——细胞的信号转导。如果信号转导正常，机体就能维持健康；如果转导异常，人就生病了。他举例说明，比如肿瘤就是某些细胞增殖过快或者死亡出现问题。因此，肿瘤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涉及的药物开发都可能从基础研究里得到暗示，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获得一些知识，提供治疗肿瘤的方法策略。再比如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让造成遗传病的突变基因变成正常基因，从而恢复细胞功能，这对于有遗传病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福音。再比如现在的老年痴呆症，是因为人体的一些神经元死了，神经的功能不行，因此发生了记忆和行为方面的障碍，但如果能恢复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并重新建立联系，老年痴呆症或许可以治好。

陈晔光说，中国近十余年来，生物细胞领域的研究进步很快，对美国形成了追赶态势。他相信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比肩甚至赶超美国。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诚心正意的、踏踏实实地做研究。

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对此，陈晔光十分赞同，因为生命科学领域有太多的未知亟待人们去发现，而且它和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他认为，做科研的好处就是你是主动去探索世界的未知，而不是被别人驱动着去干活，多自由啊，潜力也很大。“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有乐趣，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谈教育：学会独立最重要

除了热爱科研，平时生活中陈晔光喜欢去山区旅游，他认为自己心中还是充满了冒险精神，这和做科研需要的探索与冒险精神相得益彰。工作之余他也喜欢约同事打打羽毛球，锻炼身体。

陈晔光有两个女儿，他说，由于平时工作都很忙，对孩子们花的心思都比较少，好在两个孩子的自控能力都比较强。

教育孩子，陈晔光认为学会做人是最重要的，读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孩子更重要的是独立能力，能鉴别好与坏，养成好的习惯。“红灯的时候不能走，垃圾不能乱扔，从小我对自己小孩的这些方面要求得比较严格，但有些家长可能觉得这些是小事无所谓。”陈晔光说，这也与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有关，我对她们的期望很简单，在身心健康、能养活自己的基础上，才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他要求女儿们独立，对于学生也是如此。陈晔光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很看重学生的独立性，我希望他们能认识到“毕业是自己的事情”。当然需要的资金、指导和一些其他资源我都尽我所能来提供，但绝大部分还是要靠学生自己。

记者了解到，目前从陈晔光实验室毕业的博士近30人，有的已经拥有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称号，并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教授。陈晔光回国时想带出一些学生的愿望，正在实现。

当院士：感谢同行的认可

2017年11月，53岁的陈晔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新晋院士，陈晔光十分低调：“其实，当不当选院士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多的改变，以平常心态处之。”

11月28日那天上午，陈晔光参加了院士公布的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他简单地吃了午饭就请假了，迅速赶回来给研究生上课了，“说心里话，我就是一个老师，我必须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谈及当选的感受，陈晔光借广州日报表达了自己的感谢：“我要感谢同行们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同时，非常感谢清华大学这十五年来对我和我们实验室的支持；最后，要尤其感谢我所有的学生、博士后和技术员，感谢他们始终奋斗在科研的前线，不知疲倦地钻研。我的感谢是多方面的，要感谢的当然还有很多。”

对话：年轻人要想得更长远

记者：你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晔光：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现在不少年轻人总觉得对面的山更高、风景更好，不能沉下心踏踏实实地做事，这是不对的。

第二是要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这样可以做得更好；第三，现在的年轻人想得多，也想得比较实际。我并不是说现实问题不考虑，如果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说明你做得不够好，但也不要给自己物质上太大的压力。年轻的时候应该奋斗，为今后打下基础，要想得更长远一点。（大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