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历史地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谭其骧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中过举人，清朝末年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父亲谭新润考取秀才后，因科举废除，去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即因病去职南归，以后曾任《嘉兴日报》主编，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家庭对谭其骧的求学方向和专业并不干预。大学一年级时他读社会系，二年级读中文系，三年级又改读外文系，到三年级入学第三周后才定下来转入历史系。家庭环境对造就他既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又善于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不断追求真理的学风，是不无影响的，他选择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不是偶然的。谭其骧在2岁时就随父亲回到家乡，以后进家塾、小学、秀州中学。因不满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无理处置，高中未毕业就愤然离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那时他才15岁。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只得转入暨南大学。转入历史系后，他的才华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赏识。在潘光旦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移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时写下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1930年秋，谭其骧进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师从于顾颉刚先生。次年秋，顾颉刚先生讲授“尚书研究”一课，提出《尧典》中“十有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在读了顾颉刚先生的讲义以后，他认为其中所列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汉的制度，即在课后向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颉刚先生要他将意见写成文章，并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复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对他的看法赞成三点，反对三点。这进一步激发了他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后写了第二封信，就顾颉刚先生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论据。十多天后，他收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复信，对第二封信的三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不久，顾颉刚先生把这四封信加上“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题目，印发给全班同学，并在附言中写道：“对于这些时中(指虞舜、汉武帝、王莽时)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了。”这场讨论不仅提高了谭其骧的研究能力，而且使他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选择历史地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无疑和顾颉刚先生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1932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谭其骧就已写好论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他当年就在辅仁大学兼课，次年起又相继在燕京大学、北大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在学术界声誉鹊起。1935年后，他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兼任讲师。1940年春，到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1942年任教授。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1955年经吴晗推荐，到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1982年起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至1986年。
20世纪60年代以来，谭其骧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这些现象发生在过去，研究时不能不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必须重视文献资料和前人成果。沿革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只描述历史上各种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则要进一步考察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研究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在对待历史上地理环境同人类社会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必须重视人类活动对于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动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而且愈是在生产能力不发达的古代，这种作用也愈大。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是广义的，即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能运用于自然科学，也能够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经过他与持相似观点的侯仁之等人的共同努力，这些基本观点现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
由谭其骧主编、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这部8册的巨著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共有20个图组，300多幅地图。每幅所标绘的城邑山川，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所收地名总计有70000左右。它不仅包括历代王朝的统治范围，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反映了中国的疆域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区域的客观历史事实。图集以政区为主，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和县级以上建置以及县以下的重要地名，也收录了主要的山川、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更有意义的是，经过审慎的考订和探索，基本上画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海陆水体变迁。这些都是以往的任何历史地图集从未做到的。该图集集中反映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两项最大的成就之一，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特别奖。
历来研究黄河史的人，都把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归功于王景治河。谭其骧认为，黄河长期安流决定性的原因是黄河本身的变化。黄河的决溢主要是由于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成为地上河引起的；而黄河下游的泥沙大多来自中游泾、渭、北洛河水系的黄土高原。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坏会使水土流失量相差悬殊。东汉以后，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步入居黄河中游；加之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农田荒芜，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也随之减少，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所以他在1962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弭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并提出了因地制宜，农林牧全面发展，搞好中游水土保持的具体建议。他又从《山海经》的《北山经·北次三经》的片言只语中钩稽出了一条从未被人注意过的上古黄河道，根据考古发现和地貌特征进一步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黄河下游已经多次改道，而经常性的泛滥和频繁的改道直到战国中叶筑堤以后才得到控制。这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原始植被相当完整的古代，黄河下游的开发也需要堤防，因此在全国规划治理黄河时，既要抓水土保持这个根本，也要重视工程防治，二者不可偏废。
谭其骧很早就注意到了历史文献中关于华北平原上水系变化的记载。1957年，他指出，河北平原的河流本来是分流入海的，公元3世纪曹操开凿白沟后，诸水才相互沟通，逐步形成众水归一的海河水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又深入研究了长江中游的湖泊变迁，对历史上的云梦和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作了全面论述，否定了这些湖泊一直在淤积变小的结论。对上海地区的海陆变迁，他也破除了一度流行的陆地平均每年推进若干米的旧说，具体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成陆范围。这些成果不仅填补了学术领域中的空白，而且对生产建设和国土整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由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大部分。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系、气候、植被、河流、沙漠、海岸的变迁作了比较详细明确的论述，这在国内外都是首创。
谭其骧不仅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对中国地理学史和古代地理学遗产的发掘整理也是谭其骧的研究领域。1942年，他曾纠正了丁文江对徐霞客地理学成就评价的错误，指出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知道长江源于金沙江的事实，阐发了古代著作的科学价值。
谭其骧曾将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他说：“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对历史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他又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独到见解。由于不断承担大型的国家或集体项目，谭其骧牺牲了从事个人研究的时间，很多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却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谭其骧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历任理事。他还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代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