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瑞安。动物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伍献文于1900年3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云周乡屿头村的一个小康之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开明，家境虽然比较贫寒，但仍坚持要孩子们读书。伍献文兄弟三人读完中学后，家庭经济情况实在无能力让他们上大学。伍献文在两位兄长的支持下，考取了免收学费又可供给膳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在这里他所受到的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初到厦门大学，他跟随赖特教授(SFLight)指导学生做动物学实验。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伍献文向赖特老师学习动物分类学。有一次，赖特带着伍献文到海边岩石上取下一种动物，要他自己去分类鉴定。伍献文先从培养观察、形态解剖入手，弄清楚构造，然后从门、纲、目、科、属，一直定到种，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确定这种动物是一种内肛动物的群体。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给伍献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教授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老师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在秉志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何博礼教授(RHoeppli)学习线虫学，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还对浙江的鸟类、蛇、蛙、鱼类、水母等动物进行观察，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192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厦门鱼类之调查”。伍献文在

南京只停留一年，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怀着研究鱼类学的强烈愿望，于1929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罗勒教授(L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刻苦努力，伍献文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

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Contribution a l’tude Morphologique，Biologique et systématique des Poissons Heterosomes(Pisces Heterosomata)de la ChineThèses UnivParis，SerA，no1932，224:1～179〕，论文中记载了分布于我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并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细的描述。1932年伍献文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被推荐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期在动物学部工作的还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们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在这段时间，伍献文的工作涉猎面相当广，在继续进行鱼类、蠕虫类研究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河蟹、蝎类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蛛》都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深为国内外专家所推崇，显现出他在动物学研究上的坚实基础。1934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馆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同年7月又一次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伍献文被聘为研究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迁入内地，动植物研究所也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

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想在抗战胜利后取出使用。后来，研究所继续内迁到达广西阳朔，伍献文利用在阳朔的短暂停留

，抓紧一切可以工作的时间，调查漓江的鱼类，撰写了“漓江的鱼类”一文。1939年，研究所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才算安定下来。但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战事节节失利，国土沦陷，物价飞涨，货币天天贬值，维持生活已十分困难，调查祖国的鱼类资源根本不可能进行。伍献文决定开展一些室内工作，利用极其简陋的条件开展实验鱼类学研究。在这期间，他们开展了鱼类形态学、鱼类组织学及鱼类生理学研究，并发表一些论文。从1940年到1947年，伍献文及其早年的学生，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刘建康、张孝威等人，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等鱼类的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黄鳝的气呼吸器官的结构与功能。此外还进行了纹胸的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实验、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陆续迁回上海、南京。伍献文随所迁到上海。1948年，伍献文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奉命召集会议，强迫全院科学家随蒋逃台，伍献文与全所职工奋起反对，他说：“我只有一个决心，决不跟蒋介石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伍献文多年的夙愿才真正得以实现，即系统地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全面开展鱼类分类区系的工作。他所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科技人员，按照他的规划，爬山涉水，足迹遍及祖国的江河湖泊。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海南岛的五指山畔，从青藏高原的冰川雪河到东海之滨的溪流沟涧，采回了大批鱼类标本，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余万号标本的规模宏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他们用大量由模式标本产地采来的地模标本代替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鱼类的模式标本，基本摆脱了只有依靠“洋人洋书”才能研究中国鱼类的被动局面。在拥有大量标本的基础上，伍献文以占中国淡水鱼类一半的鲤科鱼类作为研究对象，同他的助手一起开始了艰巨的整理工作。1964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印行，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外学者发表了专文评论，给予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伍献文遭受迫害，一切工作全都停顿了，编“志”工作也停止。直到1977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终于出版了。《中国鲤科鱼类志》全书共70余万字，系统地描述了分布于我国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并附有精美的图版。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日本学者已将上卷译成日文出版，下卷也在翻译之中。欧美的许多鱼类学家也来信建议出版英译本。这部著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得到大会奖励，1982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伍献文在不断提高科学研究理论水平的同时，还十分注意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他极其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问题，坚持开展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他发表用人工繁殖中华鲟来代替修建过鱼建筑物的正确意见，为国家节约5300万元的经费。

《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册完成之后，伍献文把鱼类分类学的工作，从检定和区系工作，发展为运用分支系统学的研究方法，重点是探讨鲤亚目各科鱼类系统发育关系的研究。鲤亚目是现有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个类群，共计约有250个属2 500余种，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近百年来，许多鱼类学家尝试提出的分类系统，无一能令人满意。中国是鲤亚目鱼类最丰富的国家，约有145属580种，具有研究鲤亚目鱼类系统发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做许多外国学者想做而不能做的工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属123种鱼类的骨骼，并引进和使用了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对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国内的许多学术刊物上。1981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论文，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篇论文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鱼类学家尼尔逊教授(J.S.Nelson)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一书中，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纷纷来信索取有关资料，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召开有关鲤亚目鱼类研究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这项成果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一系列的工作，使伍献文心情愉快，工作进展很快，他曾说：“我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科学更需要社会主义。想想过去，瞻望未来，科学工作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开辟美好的前程”，“实现四化，任重而道远。老年和中青年科学家都要珍惜当前的大好时机，珍惜这么优越的条件，以主人翁的态度，振奋精神，脚踏实地，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明天的更加美好和幸福，我今年82岁了，愿在余生之年，把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科学人才引为己任，甘当人梯，让年轻一代向科学高峰前进，为繁荣科学，振兴中华，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出成果、出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伍献文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学学术组织者。自从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后，伍献文陆续又担任了许多职务。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和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又是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还热心学术团体工作，早在1934年，他就参加发起和创立中国动物学会，历任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他还担任过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他又与朱元鼎教授等著名的鱼类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鱼类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名誉理事长。此外他还兼任了许多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伍献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85篇论文，出版过5种专著。他在生前就将数千册珍贵的图书和资料捐赠给水生所图书馆。最终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1985年4月3日，伍献文院士不幸因病在武汉逝世。

　 伍献文院士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