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封(1900年4月8日—1980年2月24日)，字洛村，出生于河北高阳。矿床学、第四纪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家。1955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幼年时期的侯德封，少言寡语，喜欢独处，不善交际，但天资聪慧，兴趣广泛，喜思考，善用心，熟读《四书》、《五经》，还特别喜欢诗画。父亲侯耿灿是前清的秀才，同当时的维新派进士齐令宸至好，主张读书办工业，认为只有科学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才能除却“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兄长侯德钧也是学采矿的。侯德封自小深受父兄“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1917年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就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于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侯德封一生中主要从事矿产地质研究工作，在煤田地质、铁矿床及有色金属矿产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在锰矿找矿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基本上解决了当时所需的锰矿资源问题。他领导并参加了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积极支持陆相生油理论，认为有无石油的关键首先决定于古气候带和构造区，这对我国找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他还领导开展了稀有元素及稀土元素研究工作，提出了核子地质学基本理论。他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科学研究事业、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侯德封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为开展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工程地质、第四纪地质、石油地质、同位素地质、地球化学和核子地质学等研究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和工作报告，先后在山西发现菱铁矿、铝矿和在中条山发现金矿，在四川发现重晶石及萤石矿。解放前，他系统地撰写出《中国矿业纪要》第三、四、五卷，《黄河流域地质志》和《四川铁矿志》，对我国金、铁、煤和一些非金属矿产及某些地区的矿产资源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对许多地区进行了区域地质调查，并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工程地质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侯德封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亲身经历了在艰苦条件下，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中国地质工作者从报国无门到人尽其才的过程。他曾以黑暗中站着一只绵羊入画，表示对当局的不满。也曾画了一幅蓝天白云下，金色麦浪前的母羊奶羔图，抒发了对新生活的热爱。
解放后，他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入实际，现场勘察，组织力量协同攻关，在能源、资源、工程、环境和灾害预防等各个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建设急需锰等黑色金属资源，他和叶连俊教授解剖了湖南湘潭锰矿成矿的地球化学过程，找到了原生锰矿的铁帽标志层，发现了大的锰矿体，这使当时被判定无望的湘潭锰矿得以新生。他相继发表了“从地层观点对中国锰铁等矿产的寻找提供几点意见”、“目前中国的锰矿问题”等论文，阐述了我国锰矿的成矿规律和找矿远景，在我国首次应用地球化学原理解释锰矿的成因；他分析了锰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各种地质过程和地质体中锰矿物的形成、溶解、沉淀和富集的条件——温度、压力、酸碱度、氧化还原环境、生物作用等因素的影响，海水进退、气候变迁、地形变化、海水的波动、地下水面变动所引起的沉积环境的变化及对工业锰矿床的形成意义；他剖析河北震旦纪地层的沉积岩相和二叠纪含煤地层底部的含锰地层，提出了中国水成锰矿在地质时代上的分布和找矿方向；他根据地层中沉积相的分析，提出了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各大区的锰矿存在规律，为解决我国当时急需的锰矿资源起到了显著作用；同时他的关于锰矿的成矿理论不但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矿床的成矿理论。
1955—1957年，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并领导了中国科学院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在“目前我国石油地质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石油地质最基本的工作是与矿层有关的沉积岩剖面的研究，从化学观点和物理观点认识沉积岩剖面的基本类型、堆积时的物理化学环境、沉积岩的发展关系，从而了解成矿时期的构造环境和古地理条件。又在“关于陆相沉积盆地石油地质的一些问题”中强调历史地分析古地理和古气候是研究油区地层的关键。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他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的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他严密论证了“潮湿凹陷带是陆相油田形成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地层厚、有潮湿气候期，使生油和储油层都能有较好的发育，因而油源充足又可以储存，中国大陆上还有一些中、新生代的内陆凹陷带，它们有广阔的研究意义”。他还强调，在我国西部每一个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中都可能有油田；油田分布在盆地的中、新生代沉积范围内。这说明来自陆相沉积本身的油源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远景很大，继而提出古生代以来的地质时期的滨海可以生油，陆相亦有生油的可能，有无石油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还是海相地层，而首先要确定古气候带和构造区。他的一系列见解尽管当时遭到各种非议，但他尊重事实，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管各国学者对成油问题有什么不同的理论，这一研究课题都是有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事实证明，陆相生油理论在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应用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组织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稀有分散元素、稀土、放射性元素矿产资源的攻关研究，发现和确定了一批大型的后备矿产资源基地，为国家资源开发利用的长远计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除了注重开展上述工作外，他还进一步开拓地球化学的研究领域，提出并阐明了“地层地球化学”、“化学地理”、“化学地史”等新概念。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总结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经验时意识到，地球的演化、元素的迁移与富集、成矿的过程充分表明元素不断运动的规律。但运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他大胆地尝试应用各种核过程来探讨这一奥秘，并成功地利用他所创立的“核子地质学”的两个基本观点表明，组成地球的元素或同位素在地球演化过程中是可以转化的，把握这些转化规律，将对元素或同位素的生、运、聚获得更本质的见解；核转变过程必然伴有能量的转换，能量的转换作用于地球物质又将导致一些地质过程的产生，也许这种核转变能正是地球物质演化的主要能源。“核子地质学”的创立，标志着地学向着原子核，甚至基本粒子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地学新的一页，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向更深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
侯德封一生中竭力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他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如果孤立地研究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从事一系列的工作中有开阔的视野、多层次的思维。他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100多篇宝贵的专著和论文。他的论文观点新颖、具有开拓性、思维方式严谨、推论合理，他敢于标新立异、不断在实践中修正错误、完善自己的理论。他在晚年，不顾年老体弱，亲赴野外实地考察，为提高理论的完善性而兢兢业业地工作。侯德封教授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工作的组织者。他曾积极参加过东北地质调查团，为开发东北矿产资源做出贡献。他多次担任过我国资源综合考察队的领导，参加国家12年和10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侯德封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领导近30年，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他竭力主张发展边缘交叉的新生学科，如矿床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化学地史学、实验地球化学、晶体生长和分析测试新技术等。在他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了第四纪研究室、工程地质研究室、同位素地质研究室、矿床地球化学研究室等等。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化学系主任并讲授课程。他不但亲自参加和组织对锰矿、西北石油、稀有、放射性元素矿床等资源的攻关研究，还为建立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做出了重大决策。辛勤耕耘，换来累累硕果，他的一生是为振兴祖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典范。
侯德封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不满军阀的统治，常著文抨击时事。“五四运动”一爆发，侯德封就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投人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毕业后他踌躇满志，怀着开发矿业、工业救国的愿望先后在中原煤矿公司、北京地质调查所、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从事地质调查研究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文章反对卖国求荣，反对放弃华北大好河山，坚持抗战。1937年前往重庆，为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技正，1943年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1946年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陈列馆主任。解放前夕，他决心留在大陆，参与护所活动，迎接解放。解放后，侯德封全心全意为我国的地质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侯德封历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地学部常务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他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3年底，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设立侯德封科学奖，以表彰在矿物学、岩石学与地球化学领域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年轻科技工作者。
侯德封是一位虚怀若谷、勤耕不辍、不耻下问的学者，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又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刻理解他人的见解。尽管卓有建树，他仍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而勤学不舍，尤其是在碰到一些新问题新思想时，经常和同事与学生讨论，向他们请教。在晚年，他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来告诫自己、勉励自己。
侯德封对后辈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奖掖后学。他深感科学有其继承性，在培养人才方面，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求甚严。他认为，地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心存侥幸都是徒劳的。他启发学生们不但要在实践中仔细观察、认真总结，而且要有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拼搏精神，告诫他们要敢于提出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对有作为的年轻人大胆起用，使他们得以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