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1917年1月22日—2011年3月2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医学家，医学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吴阶平于1917年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之前在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同时，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吴阶平的父亲是个经营企业很有办法的企业家，思想开明务实，主张子婿和亲戚们学医。医生能治病救人，又不会失业，还特别强调要做一个好医生，一定要到协和医学院学习。所以，当1933年吴阶平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时，步其姐夫、长兄之后，选学了医学，由汇文中学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北平协和医学院。在学期间由于患肾结核症，切除右肾，休学了一段时间，至1942年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吴阶平在学校期间，特别受到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栽培与赏识。珍珠港事件后，北平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协和名医如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林巧稚等相继来到中央医院(人民医院前身)任职。院长钟惠澜高标准、严要求，健全管理制度，彻底改造这座过去由法国修女控制的中央医院。几度春秋，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医务骨干，吴阶平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新秀。1942年他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以缜密的临床思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他所经管的病人的病史、病情的发展和变化了如指掌。1944年他提升为外科住院总医师，翌年又升为外科主治医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947年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以讲师身份开始踏上讲台，同时兼任外科主治医师。
1947年，吴阶平接受学校委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C哈金斯教授(1966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吴阶平在他的指导下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深受哈金斯器重。当他结束进修时，哈金斯以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恳切挽留，并许诺把吴阶平的家眷接来。吴阶平婉言谢绝，于1948年12月回国，迎接祖国的解放。
1949年，吴阶平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外科副教授，即筹划建立泌尿外科。1951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八线上浴血奋战时，他作为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队长，率领一支精干队伍奔赴长春，在后方医院工作，荣立了大功。
吴阶平是我国泌尿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工作中，他充分注意到教学、科学和临床三结合，特别强调科研为临床服务，把科研成果融合于临床工作中，为病人服务。在任住院医生期
间，他特别注意观察病人的病状表现和病况变化，发现每位病人对药物、手术的反应以及最终治疗效果各不相同。他认为，住院医生每天都要接触病人，反复实践的机会极多，而且每一次都可以了解到诊疗工作的全过程，只要深入病人的实际，认真观察变化，认真总结经验，理解病人的感情，就能够有更新的知识和手段为病人服务，并能很快的提高治疗效果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使工作精益求精，成为一个好医生。吴阶平的临床科研工作一开始就从我国的临床实际出发，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入分析一般认为已无疑问的问题。建国初期，结核病人较多，肾结核在泌尿外科病人中占很大比例。一侧肾结核患者，在切除病侧肾之后，可以靠另一侧正常无病症的肾存活。如果双侧肾都患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少量的进口链霉素对晚期患者毫无疗效，因此被认为是绝症。吴阶平勤于思考，对一般所谓“双侧肾结核”的诊断产生怀疑，从1953年开始积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他应用“肾穿刺”的方法，从患者无功能的肾中取得尿液，进行结核菌检查和肾造影，并对诊断为“双侧肾结核”晚期病人的尸体进行检查。根据大量资料和临床实例，他发现在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患者中，约有15%实际是可以治疗的一侧肾结核，对侧的肾由于膀胱结核性挛缩或输尿管下端狭窄引起输尿管积水和肾积水，因而丧失功能。他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这一新概念，此病的症状与双肾结核在临床表现上十分近似，但在治疗方案和能否痊愈的前途上是截然不同的。吴阶平在理论上和临床工作中把双肾结核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区别开来，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他这一创见是泌尿外科学一项突破性进展，1954年初发表后，迅速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使全国数以千计的病人得到挽救。我国目前资历最老的泌尿外科专家王以敬在《泌尿外科学》中高度评价了吴阶平的科研成果。吴阶平的专题论文在俄文杂志上发表以后，苏联医学界很快报道了类似的病例。
用男性输精管结扎术实行计划生育的方法有时失败，达不到避孕的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手术前已经通过结扎断端的精子仍有可能在术后使女方怀孕，因此已有百年历史的输精管结扎术并不能在术后立即收到避孕效果。吴阶平在1956年—1957年间采取了改进措施，即在用手术切断输精管尚未结扎之前，向远段精道(即输精管、精囊、后尿道)注入少量杀灭精子的药物(如醋酸苯汞溶液)。此法简便可靠，1958年发表后，已在全国推广使用，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以上两项科研成果均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0年吴阶平遇到一例临床诊断为“嗜铬细胞瘤”，而手术表明并无肿瘤，只发现髓质增生。他查遍内分泌学专著，或否认有这种疾病存在，或根本忽略这一情况，在文献资料中他查到4篇报告，其中提到6例与他所见的类似。他认为此症虽属罕见，但不容忽视。从1960年—1976年的16年中，他收集到17个病例。在经历3个病例之后，他已能做到手术前即诊断为髓质增生。当时的化验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多数病例是“文革”期间收集的，但足以证明有这种疾病存在。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能够确定某一种疾病的存在则属于重大贡献。卫生部授予他科技成果甲等奖。1977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17个病例的报告。其中只有一例是错误诊断；其他16例病例或者治愈，或者治疗效果较好，病情有显著改善。这16例均有病理资料。16例中有一部分曾先在其他医院诊治，均被诊断为“嗜铬细胞瘤”。1978年他又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他的专题报告。1979年美国《泌尿外科年鉴》选入了这篇英文报告，摘要刊出，给予很高评价，国际医学界正式承认吴阶平的这项创见。1983年9月他参加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外科学会第30届大会，并担任大会副主席，在会上作了“肾上腺髓质增生15例长期随诊”报告。此项随诊复查工作一直延续到1985年，无一例演变为嗜铬细胞瘤。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吴阶平研究一侧的肾被切除后对侧肾的代偿性增长现象。当肾病病人一侧发生病变的肾需要切除时，只要留存的另一侧肾属于正常，便认为肾切除对病人日后的劳动能力和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吴阶平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认为这种论断虽是一个指导原则，但临床实际并不如此简单。他观察到多数做过肾切除手术的人，劳动能力和寿命确实都不受影响，但也有少数人则不然。关键在于留存肾是否有充分的代偿性生长。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又注意到肾切除时的年龄与后来留存肾能否充分代偿有明显关系。对这项属于泌尿外科的根本性问题，早在60年代他已有进行研究的愿望。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开展研究。80年代初期，实验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吴阶平即指导全国泌尿科专业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开始进行这项科研，用年轻和年老的大白鼠，在切除一侧肾后，观察两者的留存肾代偿性生长的差别。所谓“代偿性生长”是依靠肾切除后血清中出现的“促肾生长因子”对肾细胞的影响而实现的。在实验过程中，分别培养年轻和年老的大白鼠的肾细胞，同时收集两者在肾切除后的血清。实验方法是分别用两种血清与两种肾细胞进行交错组合式培养(即A-a，A-b，B-a，B-b)。观察究竟是年轻、年老的肾细胞对同样血清有不同反应，还是血清不同而影响了年轻和年老的肾细胞反应。通过反复多次实验，充分证实了吴阶平临床观察所得结论的正确性：(1)年轻动物的代偿性生长明显大于年老者；(2)年轻和年老的肾细胞对同样血清都有反应，但前者反应强得多；(3)年轻和年老动物在肾切除后，血清中都有促肾生长因子，但年老的促进作用小得多；(4)如果用年轻动物切除肾之后的血清与年老的肾细胞一起培养，就可以得到相当好的代偿性生长。在首次实验获得成功后，第二个博士研究生继续研究这个课题，直接用人体肾细胞和肾切除后的血清培养，也按年龄进行交错组合式培养，获得同样结论。在研究中还发现有的抗癌药物对肾代偿性生长有一定影响。代偿性生长最重要的阶段是肾切除后最初两周。如果抗癌药物的应用延缓约两周，则能避免药物对代偿性生长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术后的代偿大有关系。这项科研工作既属基础性的应用研究，又直接与临床实际相关。在学术上既有理论意义，又能应用于临床实际。这一特色反映了吴阶平几十年来医学科研工作的卓越贡献的现实意义。
吴阶平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得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便很好的提高治疗效果，利于病人的康复。
吴阶平还是一位杰出的医学教育家，1946年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很欣赏F培根(Bacon 1561—1626)的警句：“学问本身并不教给人如何运用它，运用学问的智慧在学问之外，靠观察体会才能得到”，并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来启发学生，说明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能力只能来自实践，否则就不能真正懂得前人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知识，更不能掌握这些知识为自己所用。他说：“……实践、思考、知识的自觉结合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结合的关键，从重视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1987年6月13日北京医科大学向吴阶平颁发了首届“伯乐奖”荣誉证书和闪光的银鼎。吴阶平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感想：“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只一种，但我最重视的是北京医科大学授予我的第一个‘伯乐奖’。”
吴阶平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及医疗组的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阶平历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副主席、亚太地区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等职。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顾问，国际内分泌外科医生协会会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