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著名煤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煤地质学和煤地质学教育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1919年5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43年6月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5月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历任助教、研究助教、讲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北京市第六至七届委员会委员。
蓬莱仙境走出的名门之后
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闯“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
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中国不仅军舰小，就连炮声也不如外国的大，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
在青岛上小学时，杨起每天上学要经过日本人居住区，一些日本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故意欺负中国小孩，伸脚挡住他的去路。杨起毫不畏惧，抬脚用力向挡路日本孩子的脚跺去，吓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闪开，再也没敢挑衅。
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当年，“家父杨振声奉教育部令紧急到长沙，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留下我和姐姐在已是敌占区的北平”。
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于是，前门火车站就上演了跟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齐家三少爷出逃时几乎完全同样的一幕。我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1938年初，我们步行团244人浩浩荡荡从长沙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过盘江天险，爬关索岭的24盘……每天走几十公里，天天换住处，脚上打起许多水泡，有一晚是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到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这些，对没离开过家、身体较弱的我，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吃“八宝饭”
“最初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杨起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有不少沙子、稗子、谷壳的米饭，甚至还有鼠粪，被戏称为“八宝饭”；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参考书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寇连续空袭昆明，师生不得不时常“跑警报”，敌机空袭后抓紧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时学地质比学其他专业更要艰苦，在野外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凭着满腔报国热情，杨起刻苦学习，投身祖国地质事业。
1944年，已成为联大研究生的杨起去了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当时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八月十五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条命。
面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一天，杨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他填图采集标本，全神贯注于地质现象的研究，暮色降临方意识到已走得太远，急忙折返，忍着饥渴，背着沉重的标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时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恶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一面提防着土匪，一面不停地挥动地质锤驱赶紧逼的野兽，虽已筋疲力尽，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块地质标本，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过度劳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场。
尽管地质生涯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只因祖国的需要。
知识报国的煤地质学泰斗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
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原本有两个方向可供杨起选择，即搞煤田或搞石油，杨起本来对石油有兴趣，但当他得知一位较他年长的同事喜欢搞石油时，他选择了煤田，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在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助人为乐，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他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1982年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让祖国“煤”开眼笑
20世纪50年代，杨起着重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探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杨起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尤其重点针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
1979年，国际长远能源会议在加拿大召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能源问题热烈讨论。会上，杨起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故意压低我国煤资源储量和年产量贬低中国，在散发的文稿中还把台湾说为一个国家、搞“两个中国”。杨起当场对其做了纠正，并提出抗议。后来大会秘书长特地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尔报》等报刊这样报道:中国一位教授用适度的口气打断了这个不友好国家代表的讲话。
大智若愚的煤地质学之父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
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从业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与杨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王荣禧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不少有关杨起的生活轶事。透过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或许会让我们看到老人的另一面。
一次，王荣禧发高烧而不能做饭，对杨起说:“家里还有一点龙须面，你在铁锅里加点水，少倒一点酱油，等水开了把龙须面下进去搅一下，等水再开了就好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问题了？”“真怪，龙须面变成大棒子了。”原来，杨起未将捆龙须面的塑料绳解开，就把整捆的龙须面扔进锅里了。在夫人眼里，杨起大智若愚。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后来，“猫咪”成了他对夫人王荣禧的爱称。
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杨起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大公鸡，他非常喜欢。可有一天，他的表叔来作客，家里要杀鸡待客，只能选这只不下蛋的公鸡了。可杨起死活不答应把大公鸡杀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还是被大人们杀了吃了。他一口也没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理那个表叔了。
杨起跟王荣禧刚结婚的时候，亲戚送来一只鸡。杨起自告奋勇说他去杀鸡，拎起鸡就出了门。这让王荣禧心中暗喜，心想看不出平日里斯斯文文的他竟然会宰鸡。可是，怎么出去半天没一点动静。王荣禧正在纳闷，门突然开了，只见杨起站在门前，一手拎鸡，一手提刀，面有难色地说:“它正瞪着眼看着我，我不好意思下手呀！”当时的场面让王荣禧哭笑不得……
节俭的好老头儿
少为人知的是，杨起早年嗜烟，是一位资深烟民。在西南联大时代，杨起就开始了自己的烟民生涯。当时，在昆明他很容易买到从越南进口的“又好又便宜”的法国烟。由于烟劲儿大，有一次他抽得多了，感到不舒服，想吐，以至于不得不躺下……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抽烟也跟着升级，备课要抽、阅卷要抽、科研也要抽。为此，他的烟民资格一步步升级，从抽纸烟到一日两包还加上抽烟斗，工作成绩上去了，但健康却下降了。随着烟龄的增长，杨起抽烟的质和量都有所提高，王荣禧说:“他有时抽得脑袋发木，吃东西没味儿。”结婚前，王荣禧在单位借了一本有关抽烟危害的书给他看，这时杨起毫不犹豫地丢掉手中的烟蒂。从此，杨起与陪伴自己30余年的香烟绝交。改革开放后，各种进口好烟涌进，曾有人拿来好烟请杨起品尝，杨起始终不为所动，抵制了各种诱惑。王荣禧非常钦佩他的毅力！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多年不遇的名额让了。
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师傅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跟杨先生没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么一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