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1901—1980年2月18日)，笔名天行、文里(狸)、山鬼。出生于江苏海安。语言文字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魏建功的祖父是清末秀才，当过30多年镇董，做了很多办学兴教、修桥建路的事情。他的父亲继承、经营了家业。魏建功少年时曾在南通七中就读，受到有着深厚国学根基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孙锦标(伯龙)、徐昂(亦轩)的奖掖和乾嘉学风的薰陶，爱听讲文字训诂，对“小学”很感兴趣。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已有志于民间歌谣和方言的研究。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打下了厚实的底子。此期间，他为顾颉刚审订北京《晨报》登载的歌谣注语，考证方言本字；参加收集歌谣、编《歌谣周刊》、整理明清档案、纂辑工具书、考古调查、方音调查、民俗调查等活动，还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管理故宫的工作。在国学门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开拓了魏建功的视野，锻炼了他从事歌谣研究、国故整理、语言文字建设方面的功力。
魏建功早年即重视歌谣的整理及歌谣语言的研究。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写下了《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认为歌谣的采录应该注意到声音方面，对歌唱时的实际语音要加注，并标语调，这样可以得到真切而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材料，给研究语言学以有力的帮助。此外，他还写有《歌谣之辞语及调谱》、《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拗语的地方性》等一批研究歌谣的文章。后在钱玄同的指导下，他以吴歌的韵脚字作根据，从而分出吴歌的韵类，再用国音的韵类作对照，写出了长篇论文《吴歌声韵类》，这既是一份很好的方言调查报告，也是他学生时代研究歌谣与方言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魏建功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信奉“勤”能补“拙”。学生时的他每天读书至深夜，有时一夜要做几十张纸的摘记。他脑勤、手勤、口勤，勇于探索又不耻“上”问。在北京就学期间，发表了《华北忠的〈韵籁〉》、《检举不以“声”为“形”役》、《杞梁姓名的递变与哭崩之城的递变》、《音韵识小录》等不少研究探讨语言文字问题的论文，还在《京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琐碎的记载清故宫》。
在北大上学时，魏建功上书北大教授会，针对当时学科不分类，学生选课难的问题，建议除一年级设共同必修课外，由二年级起学科设置分ABC三类：A类是“关于语言文字者属之”；B类是“关于文学者属之”；C类是“关于整理国故者属之”。由学生各择一类专修。这相当于1959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分汉语、文学、古典文献三个专业的做法，是个比较科学的学科分类办法。教授会采纳了他的建议，1925年秋季学科组织大纲就是按这个意见修改的。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协助刘半农做“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
1927年，经沈尹默、张凤举推荐，魏建功赴朝鲜汉城京城帝大任法文学部(即文、法学院)讲师。他在汉城得知李大钊、范鸿、杨景山等20位革命志士遇害的消息后，奋笔疾书作诗三首，以表达他悲痛的心情。1929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历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战开始。八年中他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学术思想日趋成熟。他在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注重结合现实的语文工作，提倡为实际需要服务。他通过对北平音系的形成历史的研究，断定北平音系是中国标准语演变最晚出的结果。为此，他发表了《说辙儿》、《情询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魏建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成就也最大。1935年发表的《古音系研究》这部研究音韵学史的专著是他的代表作。全书约30万字，分别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内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条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历来讲音韵沿革将古音、今音和等韵绝对分开是不对的。所以他在本书的开始便有三点说明：一、凡是在今日国音以前的音韵研究皆属于古音系的研究；二、凡是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内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对象；三、古音系的研究担负着中国语音语言史的研究任务。这也是他写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对于古音系的研究材料，魏建功认为古音系时间悠久，地域广阔，取材范围应该包罗古今，细大不捐，兼收中外，畛域无限。在取材方面，他提出利用现代方音作为构拟古音的旁证；他强调了活语言和各种语言材料对研究古音的重要作用，在分部中提出“声韵兼顾”、“时地划清”、“着重语言”等原则；在审音中提出“沿革比较”、“连绵词及古成语释音”、“语根转变考释”等方法，都是发前人所未涉及。至于在“论变”中提出的“音轨原则”更是他的独创。这部书在音韵学研究上独具特色，是魏建功多年来研究音韵学和从事教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它不但汇集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经验，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除了音韵学上的价值之外，它对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同样占一席地位，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这一期间，魏建功先后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等韵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声韵学史、古音系研究等8门课程。20世纪3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大概要”的说法，就是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学概要》和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在研究韵书系统方面，魏建功是继王国维后较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韵书的论文。如根据《切韵》与六朝韵书关系来研究《切韵》性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根据唐宋两系韵书的差异说明《广韵》与《切韵》关系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等，这些研究成果补充、发展了前人的学说。在音韵学研究中，魏建功非常注重考据，提倡“朴学”精神，他利用经典中的韵文、汉字谐声偏旁以及其他材料来考证古音，讲求材料的翔实和方法上的严谨。解放后发表的《〈切韵〉韵目次第考源》、《〈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都反映了他做学问的这一特点。魏建功不仅是极负盛名的古汉语音韵专家，也是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实行汉字改革和普及汉语知识的社会实践家。早在1919年魏建功就在国语大师钱玄同的感召下，倾心国语运动。1925年钱玄同、黎锦熙创办捍卫白话文的《国语周刊》，魏建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8年蔡元培约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筹建“国语统一筹备会”，魏建功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并与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等7人被推为常委。凡有关国语运动的历次重大活动，魏建功大都参与其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工作卓有成效。
194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在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这是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1944年前后，国语推行委员会分别在西北地区和重庆地区设置了两个推行国语的据点，西北
地区由黎锦熙负责，重庆地区由魏建功负责。1945年抗战胜利后，魏建功被借到台湾推行国语。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
成立，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由于日本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省的中年一代多数人虽尚能讲些母语，但因受奴化教育影响过深，讲日语，写日语，读日文书，用祖国语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而青少年则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台湾
光复后，台胞们学习国语热情高涨。为了加快国语普及的推进速度，魏建功提出在台湾切实可行的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如：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的国音；研究台湾话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国语运动纲领》、《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国语的四大涵义》、《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音》、《学国语应注意的事
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针对台湾同胞用学日语的方法，把国语当外语来学的实际情况，魏建功提出以台湾方言(主要是闽南语)与国语的对应规律来掌握国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很好的效果。为帮助台胞学习掌握国语，他又编撰出《国音标准汇编》。此外，他不仅办刊物《国语周刊》，设立“国语示范推行所”，还在各地举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国语演讲竞赛。1946年11月，魏建功专程回到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分派到台湾各地民众教育馆去协助开展国语运动。魏建功和他的同仁，这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在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同心同德，艰苦奋战，硬是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了，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统一，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
1948年，魏建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逢盛世”的心情，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和各项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或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参与制定汉字简化(第一批)方案的工作，写下大量文章阐述文字改革的意义及汉字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及对汉字改革应抱有的正确态度。在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三个方面，他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从实践中予以总结。1952年发表论文《从汉字发展的情况看改革的条件》，他就汉字本身的表现方式，即象形、标音、表意论述了改革的可能性。1955年发表论文《汉字简化的历史意义和汉字简化的历史基础》，意在阐明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拼音的第一步；简化字的基础在俗字上，俗字在唐宋以后的民间非常发达，可以从《广韵》里看到很多。1957年他陆续发表了《迎接新的文化的高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帮助汉字通读正音的重大意义》、《我对汉字改革的一些粗浅看法》等文章，阐述汉字改革的历史基础和他对汉字改革的理论认识。建国初期，魏建功被聘为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52年他被聘为政务院文教委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2名委员之一，兼文字整理组副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工作中。1954年魏建功被推为经文改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组成的“七人小组”成员，具体主持《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订。魏建功异常刻苦、勤奋，对汉字简化方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他的认真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通过对数千个现代通用汉字逐个审定，归纳书写原则，经向全国各界约20万人征求意见，进一步修订后，《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批准，于1956年公布向全国推行。魏建功为我国的语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魏建功同样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第一版)就是魏建功主持编纂的。
魏建功很早就有编一部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参考使用的小型语文工具书的愿望。还在1948年从台湾回来不久，他就曾与北大的金克木、周祖谟、张克强、吴晓铃共同商议讨论过编纂字典问题。1949年4月，他参照大家的意见，拟了编写字典计划，设想所编字典应具有的“十大特色”。1950年魏建功应邀到出版总署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8月1日新华辞书社宣告成立，魏建功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由叶圣陶直接指导，在全社同人共同努力下，历时3年的苦战，《新华字典》终于在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魏建功原设想的“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这12字的总体例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张，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轻语，不重视活语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它的出版发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现已几度修订再版，成为人们学习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帮手。魏建功在“五四”运动以后，积极参加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曾在鲁迅领导的《莽原》、《语丝》等刊物上，以天行的名字发表过不少杂文。解放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在晚年虽体弱多病，仍不忘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1979年时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损伤，却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认真审定《辞源》的稿件，经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因病故去。终年79岁。
魏建功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在各大学讲授过多种语言文字学课程，如：声韵学概要、等韵研究、声韵学史、文字学、汉字形体变迁史、说文解字研究、普通话语音史、中国语文概论、方言研究等，为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科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热情关怀青年的进步和成长，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现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正在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