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康(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吴江。鱼类学家、生态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建康于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父亲刘振奇长期在上海麦加利银行任职员，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刘建康幼年时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随家迁居苏州，入苏州中学，读完初中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4年，高中毕业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该系老师徐荫祺、刘承钊等教授对刘建康有深刻的影响。1935年，东吴大学生物系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淡水生物展览会，系里派正在上二年级的刘建康跟随刘承钊教授做展出工作。通过参加这次展览会，刘建康对淡水生物，特别是对淡水鱼类产生了兴趣，对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刘建康随东吴大学迁到浙江湖州，后又到四川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合大学，1938年毕业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由于刘建康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而获得了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

1939年，经刘承钊教授推荐，刘建康到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在这期间除进行鱼类分类学研究之外还进行了鱼类形态解剖学、器官功能等的研究工作。刘建康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研究鳝鱼的呼吸器官，证明鳝鱼靠口喉部的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气，而非通过鳃利用溶于水中的氧。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1期(1940年)上，与伍献文教授联名发表了“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论文。1941，刘建康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接着，他又进行了鳝鱼性转变的研究，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5期(1944年)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了“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论文。英国皇家学会WS博洛博士在1947年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Nature，160(4053)］上对刘建康的论文作了高度的评价。1945年刘建康晋升为副研究员。

1945年秋，刘建康经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学家)博士的介绍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1月抵达加拿大，先师从麦基尔大学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博士，后由动物系的斯特科纳讲座贝锐尔教授指导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论文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的错误，进而对魏的种质连续学说提出异议。

1947年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学实验室主任R钱伯斯教授聘请，赴美国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M罗斯教授聘请，任该学院研究员。

刘建康心系中华，认为自己的事业应在祖国，出国深造是为了更好的为祖国服务。学成之后，即刻提出回国。钱伯斯教授和罗斯教授都很赏识他的才干，劝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待遇，提供良好工作条件，并主动提出将刘的未婚妻接到美国安排工作。刘建康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于1949年2月返回祖国，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康被聘为研究员。同时，兼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54年，刘建康随水生生物研究所迁址来到武汉，先后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对淡水鱼类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1951年又发表了鳝鱼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的论文，连同1944年发表的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的发现，共同构成他对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研究的思路。50年代初，刘建康在江苏省进行了池塘养鱼高产的研究工作，并总结广大渔工的经验，创出了当时亩产超1000斤的优良成果。于1955年发表了“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论文，被水产界公认这是对我国传统养鱼经验方面的科学总结。论文中的数据为英国学者CF希克林在其所著《鱼类养殖》(1962年)中引用。50年代，刘建康对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先后发表了“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及“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两篇论文。1957年，他主持进行了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历时3年之久，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

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是我国四大淡水鱼类，习惯称作“四大家鱼”。50年代初期，刘建康及其助手曾在长江宜昌江段调查过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他们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

我国渔业生产比较注重池塘精养，却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的湖泊对发展渔业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天然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渔民无限制的捕捞，很少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几个中、小型湖泊实行了人工放养，大都是亏损，所以大水面渔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位于水生所旁边的武汉市东湖养殖场人工放养也是年年亏损。渔业生产向水生所提出了课题。1972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与东湖养殖场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1973年起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提出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由1971年年产180吨，到1978年达到年产801吨。这项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到1990年东湖鱼产量竟达到年产1240吨。这项科研成果对发展大水面养鱼事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工作获得成功之后，刘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开展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刘建康由来已久的学术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曾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上述两个课题正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这两项工作分别获得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和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79年，刘建康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80年代，又开始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研究。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方向，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及“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是我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最早、最系统的站，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合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中介绍了东湖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这与刘建康的学术思想和多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97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

刘建康1979年—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1987年任所长，1987年至今任名誉所长。1984年—1992年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三届主席，1992年至今任第四届、五届名誉主席。1980年—1993年任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常委，1993年—1998年任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起先后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委。1988年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他还担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鱼类学会名誉理事长，《海洋与湖沼》学报副主编、《生态学报》编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