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科(1906年6月10日—1987年5月18日)，出生于河北曲阳。地质学、古生物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
赵金科出生于农家。父亲以务农为主，兼营副业。为培养支撑门户的栋梁，赵金科被送进学堂。青少年时代，他性情温和，虽兴趣不广，但学一行就专一行。喜欢少林拳，坚持苦练，曾在县武术观摩会上名列前茅。赵金科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地质系本科。他就学时，北京大学地质系名师荟萃，系主任是世界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有李四光、孙云铸、谢家荣等我国著名学者。通过刻苦攻读和老师的指导，他的学业和能力均成为同窗中的佼佼者。他在学习期间就注意学以致用，常利用寒暑假考察曲阳县境内地质，用学到的知识帮助家乡开采汉白玉和灵山煤矿，指出云母和铁矿产地。1932年大学毕业后，赵金科留校任助教。5年中他协助系主任管理地质系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带领学生做室内和野外实习。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优异，1937年他被送往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期间，他常利用假期独自一人历尽艰辛考察美国地质，以扩大视野。在留美后期，他深切感到一个学地质的不做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因当时国内学校的教育经费有限，难以开展野外工作，他致函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要求归国后到该所工作。1939年夏，抗日战争血战正酣，他绕道香港回到祖国。
赵金科为我国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震旦纪地槽呈环状分布于极区泛大陆周围和内部的理论；30年代后期对广西西部开展区域地质调查，证实地质力学理论阐述的广西山字型构造的位置及形迹；40—50年代研究头足类化石和二叠纪地层，取得突破性进展。晚年领导并参与对华南二叠系最高层位长兴阶的层型以及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作为我国头足类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赵金科为该学科的开拓、发展及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其70万字的大型专著《广西西部下三叠统菊石》对我国早三叠世地层和菊石研究作了最完整、最全面的论述，也是国际早三叠世菊石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书中描述早三叠世菊石23科59属204种，根据这些菊石化石，把广西早三叠世层划分为4个组和8个菊石带，并根据这些组和菊石带与中国其他各省和世界各处早三叠世地层进行了对比。1959年他和助手编写的《中国的三叠系》为我国三叠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77—1978年，他与他的学生合作出版的《浙西、赣东北早三叠世晚期菊石》和《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均取得突破性成就。前者直接证实了我国东南地区茅口期的相变规律，并对该时期我国的地方性菊石群作了首次系统研究，后者系统描述和讨论了晚二叠世头足类分类和演化过程中的两个辐射阶段，以及华夏菊石动物群在中国南部海城的发生、演变过程。该专著为世界二叠纪地层的划分、对比以及建立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他领导并参与了华南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的专题研究，为我国这一重要地层界线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金科不仅对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构造地质学、矿产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等领域也有建树。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提出震旦纪地槽呈环状分布于极区泛大陆周围和内部的理论，是我国最早的以活动论为基础的一篇大地构造学论文，受到国际地质界的重视。他与张文佑合著的《广西地质》，与李四光、张文佑合编的1∶200万广西地质图都是重要的区域地质文献，这使他成为广西地层和构造地质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赵金科学术思想活跃、知识渊博、著述范围宽广、题材广泛而丰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科学研究资料。他从事头足类研究数十年，从泥盆纪至白垩纪均有所研究。发表许多重要论著，但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态度。他治学严谨，虽年事已高，对地质现象和化石产状仍要尽量亲自察看。为了准确解决一个问题，他不辞劳苦，反复深入野外实地调查研究，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积累了大量的标本与充分的资料和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才写成的。他十分重视培养造就人才，热情关心扶持新生力量。20世纪50年代，他为地质系统培养了一批地层古生物工作者；指导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80年代，指导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培养一批头足类化石研究的优秀人才。他在研究工作中着重培养学生们善于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他一向注重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他人的劳动。
赵金科一生勤于思索，对科学事业孜孜以求。1937年4月，北京大学谢家荣教授赴湖南常宁水口山调查铅锌矿，路过湘潭，顺路对谭家山的煤田地质作短暂调查。他在离谭家山不远的长岭铺附近的煤系以下，于两层矽质层之间的黄色页岩里发现一批黄铁矿化、保存完美而且奇特的菊石化石。根据化石的野外产状，谢先生力主含化石的层位应为二叠系。化石送到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葛利普教授那里，葛教授根据化石具强壮的黄肋，缝合线叶基部齿化，极具中生代特色，将化石的产出层位定为三叠系。然而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因为所定时代与野外产出不符，另一方面三叠系里也还未出过这类化石。正好当年赵金科要赴美国进修，便带上这批标本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与颇有名气的中西部依阿华大学研究古生代菊石的米勒教授交流中，请他对这些化石加以鉴定。见多识广的米勒教授耸耸肩，没答出来。它们的壳饰和齿菊石式缝合线，看似三叠纪的，八叶式缝合线和完整的腹叶看起来又像泥盆、石炭纪的，特别是体管还在中央，真可说是菊石里的“四不像”了。主要问题还在一新一老的时代认识与采集者谢家荣先生所认为的二叠纪完全不同。后来，赵金科等科学家终于弄清楚，这些就是华南二叠纪的“地产”化石、著名的假海乐菊石群。在浙江、江西也发现了与之相类似的寿昌菊石群。
赵金科早年回国在桂林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期间，即投入为解决抗战时期用煤问题的地质调查，在广西和湘黔铁路沿线进行煤田地质和工程地质工作。他以坚毅的精神在人烟稀少的大瑶山区工作，在1个月时间内以惊人速度走遍8个县，查明了在大瑶山一带广西山字形构造的两翼和中轴，这一成绩受到李四光的高度评价。20世纪40—50年代，他相继考察湘黔铁路和宝成铁路的工程地质和沿线煤田地质，以及广西南丹大厂的金属矿产。他的地质报告虽然当时没有发表，但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却是很有价值的，而且这一时期的野外地质考察，为他日后深入研究广西地层古生物打下了扎实基础。70年代，他已年逾花甲，仍不顾体弱，对湘、浙、赣等省进行广泛的野外调查研究。
195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他任一级研究员兼任副所长。他以极大的热情与勤恳负责的工作态度积极投入到研究所的建设和管理之中，同时兼做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赵金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曾参加制定国家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等重要活动。1956年，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员身份访问苏联。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名誉所长，担任该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达36年之久，研究所的筹建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主持制定科研规划中，他始终体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重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造就人才的方针。他积极组织和参加一系列重大科研课题，如能源和资源的勘查，边远空白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各主要门类化石的研究，各纪地层总结和各系界线的研究等。
赵金科除了历任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之外，还曾任《中国科学》编委，中国地层委员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地层学杂志》主编，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江苏省古生物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赵金科的科学求知态度严谨且富有创新精神，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他笃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信条，如果一步一趋，不敢超越前人，科学就难以向前发展。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工作中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作风民主，他生活俭朴、乐于助人、豁达乐观，他对青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严格要求。
赵金科为发展中国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