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1912年3月8日—1984年2月1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药物化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王序于1912年3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个书香门第。王序幼年丧父，大哥正值留学美国，家境突变困难，依靠不多的积蓄生活。大哥回国后在北京供职，全家遂搬住北京，依靠大哥供养。王序在北京读完小学，于1926年返回无锡入名校无锡辅仁中学。1931年高中毕业，考取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1936年4月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留学，师从著名化学家斯巴特(Spt)教授，具体指导导师是威士利(Wisley)教授，从事植物有机成分的结构分析研究，在德国《化学会志》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1940年春，王序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回国。
1940年4月，王序受聘于当时已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授。1941年，王序到北平研究院工作(当时迁至离昆明5公里的黑龙潭)。该院初创时没有房屋，他就利用山顶上一古庙的大雄宝殿做实验室，工作条件很差，无水无电。王序努力创造条件开展研究工作。他利用民用小炭炉作加热工具，每天早晨挥扇生火，并请人从山下挑水上来，用一瓦缸架高在桌上，作为高位槽，在地下另放一缸，作为低位槽，供冷凝器循环用水。文献资料不足，他便步行5公里到昆明市，再坐小火车到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查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王序仍取得不少成果，并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他做实验注意节约原材料，并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国家穷，物力维艰，一定要节约，只要能得出精确的实验数据，尽可能少用材料。有一次因急用一个干净的试验瓶，一位助手在用水洗净后，就用丙酮淋了一下，王序看到后就批评说：“这在国外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丙酮得来不易，怎可如此浪费!”这段时间，王序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天然物的提取、结构分析以及合成。他对射干、丹参、土大黄和益母草等中药的成分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各成分的结构。在进行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中，发展了稠环角甲基的合成方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极缺科研人员。他变卖了所有的衣物，举家回上海，然后转赴台湾工业试验所。台湾工业试验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接收大员并不关心科研，而是忙于争权夺利，任凭日本人把珍贵仪器的重要零件拆走。王序目睹此状，甚为痛心，不到3个月，便决心回北平。
1950年，王序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2年底改名为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有机化学教授、教研室主任。1956年，王序当选为全国群英会代表，并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备受鼓舞。1958年，王序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代系主任，1978年为系主任，1984年受命为名誉系主任，同年逝世。
王序在高等学校任教几十年，曾讲授过有机化学、有机分析、有机合成、理论有机等课程。他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张药学教育要有坚实的化学学科的基础。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的药学专业课程中化学的比重相当高，而且药学院还设立了化学专业。他还特别重视实验课教学，教育助教和学生，必须正确掌握实验技巧，仔细观察反应现象，录取数据。他经常到学生实验室看学生做实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搞有机化学的人，如果手不行(即实验技能不行)，就等于废物。”他在60多岁时，还亲自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大家示范如何做微量物质重结晶的方法。王序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师资质量的提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青年助教带学生实验，必须做学生3倍量的实验(最低限)，并结合实验阅读有关理论及参考文献，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的质量。”他认为对中青年教师要加强基础训练，要加强数学、物理学基础学习，提倡学科领域交叉，药剂学教师要先到物化教研组打基础，药化教师要到有机化学教研组打基础。
王序主张大学教师必须要搞科学研究，科研与教学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他认为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要有自身的专业方向，并且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要结合国家的急需。王序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是他未间断科学研究。他主要从事杂环化合物、糖类化合物、核甘酸以及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
为了发掘中医药学宝库，王序开展了对中草药益母草、鸦胆子、玉米须、锡生藤、猪屎豆、吊群草等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草药的过程中，王序进一步提出了研究中药必须与中医的辩证施治原则结合起来。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医治病所使用的中药不过几百种，如果能用现代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来系统地研究这几百味中药，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王序不满意经典药理学筛选药物的方法，他善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自己的科研设想服务。他敏感地发现近代生物学的一些方法，如酶和受体的试验，可以快速地检出很多有生物活性的微量物质，因此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用酶和受体的试验，作为评价中药有效成分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应该重视水溶性成分和微量成分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与国外合作，对约300余种中药提取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用酶和受体的作用解释了一些传统的动物模型不能说明的中药作用原理，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1958年，王序及时抓住了在生命科学中极有发展前途的核酸化学这一学科方向，开展了系统研究碱基、核苷和核苷酸为基础的有机化学研究，旨在寻找抗肿瘤新药。为此，他曾与同事一起发现了含羟基杂环化合物的不正常对甲苯磺酰化反应。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杂环化合物的取代反应，而且为后来提出磺酸酯(基)为极好的离去基团的规律提供了有力的实验依据。为此，他于1964年获国家发明奖。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1，2，4-三嗪类化合物的研究论文。
他看到癌症病人化疗后所经受的痛苦，设想治疗肿瘤不能单靠杀伤癌细胞。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包括他不大熟悉的生化、生物、组织等基础医学的文献，认为cAMP系统在机体内对一系列生理、生化过程的调节控制作用，特别是对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的调控作用，是可以利用来发展抗肿瘤药物的。从这一点出发来研究，有可能找到新类型的高效低毒的抗癌药物。他于1975年在中国药学会及中华医学会联合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强化机体的功能用于治疗癌症的可能性》的文献综述报告，起到了动员组织的作用。在王序倡导下，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了临床基础医学和药学等学科，共同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王序提出，研究重点应该放在cAMP系统为什么有特异性作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他建议合成一些在cAMP磷酸部分进行修饰的模拟物。在这些合成的模拟物中，目前也已经发现有一些立体异构体，对不同来源的磷酸二酯酶、蛋白激酶和DNA聚合酶有不同的作用，并发现这些化合物可以抑制DNA和RNA的合成，但并不杀伤细胞。这些有意义的结果，为今后进一步探索cAMP系统的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在进行大量基础研究的同时，王序主张基础研究应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1965年，他亲自率领自己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研究生到天津中津制药厂，研究维生素B1生产中的问题；1976年，又领导全室人员去华北制药厂研究核酸降解产物的利用问题。他还指导了先锋霉素的重要中间体——噻嗪酸酯的工艺研究。他指导完成了SMZ生产工艺的改革及阿糖胞苷合成新路线。这些成果有些被广泛推广使用，有些已总结成论文发表，给药物化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王序热心于学术性社会工作，1962年任中国药学会第19届副理事长，1978年任中国化学会第19届副理事长。1962年起任北京化学会理事长。1978年任北京医药总公司顾问以及中国化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历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王序于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2月10日上午，王序在实验室与同志们讨论工作时，因猝发性心肌梗塞，倒在实验台旁，经抢救无效，于9时40分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