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1905年9月7日—1994年3月2日)，出生于江苏通州。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4年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前身)。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袁翰青于1905年9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通州市(今南通市)的一个商业职员家庭。父亲是商店职员，略有文化，“望子成龙”，对袁翰青自幼严格要求。1919年，袁翰青从南通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考入南通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随即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并被公派赴美留学。1929年赴美，在R亚当斯教授指导下研究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发表了“联苯的立体化学——光活性2′-硝基-6′-羧基-2，5-二甲氧基联苯及其盐类的变旋作用”这篇论文，文中指出在铜存在下，使1-碘-2，5-二甲氧基苯与1-硝基-2-溴-3-甲酯基苯进行缩合反应后，对其产物进行皂化可制得2′-硝基-6′-羧基-2，5-二甲氧基联苯。他还研究了邻位上带有较大基团的光活性2′-硝基-6′-羧基-2，5-二甲氧基联苯的变旋作用，并用左旋的番木鳖碱、辛可宁或马钱子碱与这种联苯衍生物作用，制成了它们的盐。经拆分后得到光活性的联苯衍生物，发现其钠盐在水中的外消旋速率比游离酸在有机溶剂中的慢，若以纯乙醇为溶剂时，钠盐比游离酸容易消旋，从而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在“取代基对某些光活性联苯的外消旋速率的影响”一文中，他发表了5种5′位上带甲氧基、甲基、氯、溴和硝基的2-硝基-6-羧基-2′-甲氧基联苯的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并对这些衍生物和2-硝基-6-羧基-2′-甲氧基联苯的外消旋速率进行了比较，通过对5′位上带有不同基团时对外消旋速率的影响，以及5′位上的取代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5′位上带氯或溴的游离酸比带甲基或甲氧基的更稳定，尤以带硝基的最为稳定，从而提出了外消旋速率受这些基团的极性影响的看法，对立体化学和异构现象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1932年，袁翰青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33年底，袁翰青辞去美国伊利诺大学助教职务回国，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化学文献、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同时，继续他在美国时关于有机化合物变旋作用的研究工作。在研究2，2′，4，4′-四溴-6，6′-二羧酸联苯和N-苯磺酰基-8-硝基-1-萘基甘氨酸及其类似物的消旋作用时，他发现这类化合物较易消旋，但在碱中最不稳定，并得到了前人未曾得到过的这种酸的左旋体固体化合物，对发展芳香族合化物的立体化学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还合成了α-噻吩丙氨酸，研究了二甲基二碘化碲的偶极矩和结构。在1940年发表的“用冰点降低值测定某些异羟肟酸、肟和腙的构象”论文中，他应用冰点降低法，通过比较顺式和反式两种异构体的缔合因子来确定它们的分子内部的空间排列。他用这种方法区别了两对异羟肟酸(顺式和反式乙基苯氧肟酸，顺式和反式乙基-4-甲基苯氧肟酸)、两对肟(顺式和反式糠醛肟，顺式和反式3-苯基亚氨基-d-樟脑肟)和四对腙(顺式和反式硝基甲醛苯腙，顺式和反式樟脑醌苯腙，顺式和反式樟脑醌乙酰腙，顺式和反式樟脑醌腙)的构象。1947年他在发表的“氢键的研究Ⅱ用冰点降低值测定某些顺式和反式异构体的构象”一文中指出，用冰点降低法可以确定顺式和反式β-氯巴豆酸及顺式和反式1，2-环己二醇的构象。这被认为是氢键理论在立体化学上的应用。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江南沦陷，中央大学等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四川和云南。为了发展我国西北部地区的科学和教育，袁翰青没有随校迁往西南，而是于1939年离开南京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省兰州市，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针对当时西北地区教育情况，他在馆内设立了实验室，供当地中学生做实验，使学生联系实际学习书本知识，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袁翰青在兰州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前身)。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翰青回到北京，被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化学文献等课程。后来担任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讲授化学史等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翰青于1950年被任命为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又调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秘书长。1956年后历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参加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各种文摘和文献资料，向不懂俄文的科技人员和干部介绍了当时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这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一定作用。袁翰青在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中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使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收藏了大量国内外情报资料，还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该所现已建成具有世界水平，并能与世界先进国家进行联机的科技情报中心，成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些成绩的取得，袁翰青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
20世纪50年代，袁翰青开始从事化学史，特别是中国化学史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工作应遵循3个原则：(1)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即必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证和评价化学史中每一事实。(2)发明和发展并重。必须重视化学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积累和突破的相关性，既不能偏重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发明和创造，如造纸和火药，又不能偏废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3)对史料必须审慎处理。首先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孤言片句不足以构成有力的论证，同时还应该识别伪书的存在。在研究古代的化学工艺时，尤其需要用实物来证明。
炼丹术是中国化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翰青考究了炼丹术的历史和人物，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袁翰青指出，有关我国炼丹术的文字记载绝大部分都搜集在道教的丛书《道藏》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1)《太清石壁记》介绍炼丹的方法；(2)《丹房须知》介绍炼丹的场所(龙虎丹台)和炼丹的注意事项；(3)《石药尔雅》解释了炼丹家所用的许多药物的隐名；(4)《金石簿五九数诀》讲述炼丹所用药物、产地、提炼方法和鉴别真伪的方法；(5)《感气十六转金丹》介绍点汞成金的方法。炼丹术无论在实验操作技术的发明或无机药物的应用方面，都替近代化学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是化学发展的开端。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但纸是谁发明至今仍有争议。袁翰青认为，许多古代的发明创造都是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得到的，往往无法归功于个人。这些发明在出现一定时间后，有可能被某些人予以总结，并在技术上提高一步。造纸术的发明也不例外。推想起来，西汉时的漂洗丝棉工人很早便采用蚕丝纤维制纸，并用于书写，这就是纸字有“纟”旁的由来。后来纸的原料才由动物纤维变为植物纤维，这是发展的必然。《史书》里曾记载，东汉宦官蔡伦以鱼网为原料，把民间发现的纸加以改良后献给皇帝，所以蔡伦只能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造纸术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在蔡伦之前就已有纸的说法更合乎史实。
袁翰青曾研究过豆腐的起源问题，他指出：我国历代关于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并在刘安所著《淮南子》一书中有记载的传说是不可靠的。据袁翰青初步查考，书中较早提及豆腐者是在宋朝。11世纪末，寇宗所著的《本草衍义》中有“生大豆……又可为腐，食之”一语。同期苏轼所做的诗有“煮豆为乳脂为酥”一语，并在注释中说明“谓豆腐也”。12世纪陆游曾在诗中写道：“拭盘推进食，洗煮黎祁”，并注明：“蜀人名豆腐曰黎祁。”由此可见，制造和食用豆腐自然是在11世纪的宋朝，不能证明会早到唐朝或汉初。袁翰青对中国化学史的许多方面都有过深入的考究，根据他的3个原则，表述了他独到的见解。他在其著作《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陶器的制造工艺；中国古代的炼铜技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物质的理论；中国制糖的历史，以及历代几种重要本草中的无机化学知识等，对研究我国的化学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袁翰青还对今后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4点建议：(1)文献的查考要与实验工作相结合。化学史的实验工作可分两类，一类是根据古书里的方法进行重复实验，如选择几种《抱朴子内篇》里所叙述的炼丹方法，在实验室进行验证，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这样做能更客观地总结炼丹家的成就。另一类实验是对古物进行化验，从而为考证提供可靠的科学根据。(2)注重民间手工业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这对化学史研究很有帮助。因为我国至今仍有一些生产方法和几百年前的方法大同小异，如果我们将调查到的民间传统技术去与古书的记载对照，就可以追寻出这项技术发展演变的轮廓。(3)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不像近代科学技术分类严谨，古代学者往往涉猎多种学科，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有关于天文、数学、地质、地理、化学、矿冶等方面的论述，所以研究古代化学史的人不能忽视对其他学科历史的了解。(4)外国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曾对我国的化学史料做过一些研究，可以借鉴和参考。袁翰青的这些建议有助于化学史的研究。
袁翰青历任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常委，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