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长望(1906年10月28日—1962年6月9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气象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并被选为理事。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涂长望出生于以宗教为职业又崇尚新学的贫寒之家。父亲涂含章，为生活所迫曾在教堂当厨师，后成为职业传教士。母亲汪美珍，受过新学教育，常以伟人故事教育11个孩子。涂长望排行第三，童年生活的艰辛，使他萌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为中国人争气的志向。读书期间他受“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响，参加过人民群众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及“沙基惨案”后的罢课斗争。1926年秋因政局动荡，华中大学无法开学，他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系。1929年毕业后，他回博文中学任教。1930年5月，涂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英生，同年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地理学，次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期间写成“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并经推荐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国外会员。1933年他进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留学期间交游甚广，并热心于民主进步事业。参加了留英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返英后他参加了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活动，结识了杨秀峰、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且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科学迅速发展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于1934年秋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9月借聘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39年5月他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在浙江大学期间，他想方设法对师生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宣传，1943年1月赴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他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所坚持的抗日救国立场，看出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1945年7月他与梁希等人积极组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他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涂长望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他为中国科协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团结了许多进步科学工作者为科学和民主而斗争。他是成立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首届理事，为反动派所仇视。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1948年秋由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涂长望离宁赴沪，转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1953年8月军委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改称中央气象局，他继续任局长，直至逝世。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涂长望潜心气象科学研究，涉猎甚广。他以英国、挪威和美国气象学派的理论为基础，在中国长期天气预报、中国气团和锋面、中国气候和东西环流研究和应用，在培养气象人才、发展气象教育、全面创建祖国气象事业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涂长望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涂长望指出，中国天气是东亚天气的一部分，而东亚天气又是世界天气的一部分，要研究中国反常天气就必须从大气环流的整体观点出发，研究大气活动中心、大气波动以及海洋环流与中国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关系。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1931年的大水与1934年的大旱和远东活动中心的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波动及在中国夏季旱涝长期预告中的应用”等，这种把中国天气和世界天气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现在依然是正确的。这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后来长期预报业务的建立指出了方向。
20世纪30年代，气团和锋面的分析研究是气象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涂长望对中国气团和锋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平均气流与锋面的初步研究”(1937)、“中国之气团”(1938)、“中国气团分析与天气范式”(1940)等论文，其中“中国之气团”一文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他在“中国之气团”一文中指出，当记录次数少时，以各气团之标准实例为其特性之代表，应比平均数为好；如佳例为数颇多，则可以平均数表之，他还对中国气团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种气团之属性进行了详细而精辟的分析，得知各种气团及其交绥下的天气，其效果甚佳。
涂长望的论著中有很多是以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的研究为内容的。他在中国气候分区的研究中，考虑了干湿情况，首先引入年降水量分布形式，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气候分区方案，进一步发展了竺可桢的气候分类研究。1931年竺可桢在“中国气候区域论”一文中指出：“划分中国气候，务必留意分区界限须与一国之天然区域符合”，“在中国之气旋与反气旋范围内，各处所受影响大异，气候区域之决定，应视此范围为准。”即以此两点作为划分中国气候区的界限。并将中国气候区分为8类。涂长望在竺可桢气候区划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1938)的论文。
在东亚环流的研究上，涂长望也有独到见解。他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气候资料，绘制了中国逐日平均地面气流图，研究了不同气流之间的锋系活动，他又使用仅有的一些探空资料，分析东亚自由大气特点。1944年他与他的学生黄士松一起发表了“中国夏季风之进退”的重要论文。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真正的夏季风仅由热带海洋气团及赤道海洋气团或其变性气团所致；中国夏季风出现于4月初，结束在10月25日前后，撤退远比推进为速。他首先指出东亚季风的进退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阶段性和突变性，表征着东亚季风环流的非线性特点。
这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对研究我国季风与旱涝有重要意义。涂长望在气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密切结合天气学，使气候学更富有活力。
1949年涂长望着手撰写《中国气候》一书的初稿，后因工作繁忙而终未完成。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于病榻上完成了“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1961)的论文。在此文中，提出了“20世纪以来我国气温的变化就可能进入第三个时期——又一个变暖的时期”的论断，他的这一论断已为后来的实际资料证明是正确的。他高度概括地指出了气温的长期变化的重要特点，此文发表时正值我国华北连续三年干旱之后，人们都关心气候变化的问题，此文的发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
解放前，涂长望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的健康、中国气候与各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等也作过研究，这些工作在当时多为我国前所少有。后因战乱，颠沛流离而被迫中断。
涂长望对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无论是任教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还是担任中央气象局局长，都十分重视对祖国气象人才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同他呕心沥血发展气象教育分不开的。
涂长望讲授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他每次课前认真背课，不断修改讲稿，充实最新的内容，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加以评论，使课堂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新颖，富有独到见解。他知识渊博，思想开阔，教学中举一反三。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重视基本概念。他在教学中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用天气学理论来预测中国的旱涝灾害，规定学生作定时气象预测，试作单站天气预报，以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
他所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施雅风、叶笃正、谢文炳、毛汉礼、陈述彭、郭晓岚、黄士松等。
涂长望还十分关心学生的思想、生活，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他爱学生如子弟，抗日战争期间，他设法为贫苦学生安排勤工俭学，为毕业生寻找职业，进步学生要投奔延安，他不顾自己经济困难，慷慨相助。他经常身着补丁衣，可当他见到去看望他的一位学生衣衫破旧时，则拿出自己的衣裤送给这位学生。涂长望的高尚情操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气象事业急待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气象人才奇缺。涂长望不畏艰辛，积极办学，主动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关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及知名学者共筹良策，决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军区举办数期短训班，还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开办具有大学水平的天气预报学习班，在短短的七八年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为培养农业气象人才，他与各方面协商，克服种种困难，确定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农业气象专业。
涂长望所采取的一系列办学措施，既满足了当时对各类气象人才的迫切需要，又为后来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专家和领导骨干。
涂长望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发展我国气象科学事业是涂长望毕生的追求，他在出任中央气象局局长后，以满腔热情和非凡的组织才能投入到开创我国气象事业的实践中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民主作风。他与几位副局长及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密切合作，在短短10年内，使各项业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气象事业创办之初，全国(台湾省未计在内)所有气象人才不足400人，高级气象人才更为奇缺，要迅速开展气象业务工作，急需聚集和延揽气象科技人才。为此涂长望从我国实际出发，于1950年3月，倡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汇集双方的技术力量，发挥双方的优势，成绩显著。他还一方面写信给港澳及海外留学、工作的学生和朋友，动员他们尽快归来为祖国服务；另一方面动员在国内非气象岗位上的学生尽快回到气象岗位工作。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有才华的气象人才毅然返回祖国或回到气象岗位，在创建和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中，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长，为共和国建立了功勋。
中央军委气象局成立后，负责统筹全国气象业务。涂长望按照中央“分区建设，集中领导”的原则，陆续在各大军区成立了气象处，在各省军区成立了气象科，在迫切需要气象工作配合的特种兵内，成立中央和军区的气象科或气象室，在民航局内成立了气象室。1951年他在北京组织召开的首次全国气象会议上，明确了各级气象台站的领导体制和职责范围。1953年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后，又相继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气象局和气象台。1958年他又在桂林全国气象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确立了“专(区)专建气象台、县县建气象站”的建设原则。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改进专区台预报方法的重要思路，并发展成为我国地区分析预报方法，1959年推广全国，后一直被沿用。涂长望在健全国各级气象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气象局的机构建设，设立了中央气象台、气候资料室、气象研究所、业务管理处、气象教育处、图书馆等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保证和推动了全国气象业务的全面开展。
1949年以前，我国气象观测按英、美、法、日等国规范进行，从而造成各时期、各地区的气象记录难以比较。为保证我国气象记录质量，涂长望及时组织人员编写了《气象观测简要》，后又经多次实验研究，编写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以统一全国的观测技术和制度；统一掌握气象仪器和消耗器材的采购和调配，建立了标准仪器和检定设备，全国形成了气象仪器检定网。
各个台站的观测业务是全国气象工作的基础，涂长望狠抓这项带有战略性的基础建设。1949年，我国仅有101个装备简陋、技术落后的气象台站。涂长望任军委气象局局长后，一面组织接收、整顿、恢复原有台站工作，一面大力发展新台站。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布局合理的气象台站网。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地面观测业务已达到世界水平，高空站网的数量已达到国际标准，这是我国气象界几代人曾努力成就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未能成就的事业，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初，美国组织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评价中国的自然科学，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自然科学》一书中特别指出：“在涂长望主持下的台站网建设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涂长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内容的业务和服务方针，以满足社会当时的迫切需要。创业初期，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又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涂长望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大力建设气象台站网，统一业务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开展气象服务”的方针，确立气象工作首先保证国防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他主持制定了“积极领导，在巩固与提高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加以发展”，1956年他又提出“积极建设，保证质量，提高技术，扩大服务”的方针，并确立了气象工作既为国防现代化又为国家工业化，交通运输和农林业等生产服务。1958年在桂林气象会议上，提出“依靠全党全民办气象，提高服务质量，以农业服务为重点，组成全国气象服务网”的方针。
他对气象工作为社会服务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气象事业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脱离了服务来谈气象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早在1953年他就及时提出要重点为经济部门服务，加强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方面的危险天气的预报，多年来，为国家挽回了众多经济损失。
涂长望为国、为民、为真理献身的高尚品格赢得了科学界人士的广泛尊敬，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1)尊重科学，坚持真理。涂长望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盲从。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学习苏联，气象部门有专家发现苏联的平流动力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这在当时极易被视为政治问题。涂长望不顾个人安危，支持鼓励专家们说：“在年会上作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当社会上出现空喊政治口号苗头时，他却在中央气象局大会上要求全体干部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精简会议，减少兼职等。
(2)严于律己，关心他人。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总是克己奉公，赤诚待人。他对己生活清俭，只想为国家分忧，从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对别人则关怀备至：工农干部因不懂气象业务而焦急，他深为理解，为他们安排时间，聘请名师，并亲自任教，终使他们由外行变成内行；面对福利、待遇，他总是考虑同事；在“左”倾路线干扰时，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同志，使他们免于受难。
(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期的过度操劳，加之身心创伤，致使他在有为之年就绝症缠身。1958年，他的脑干瘤在恶化，步履艰难，视物模糊，但他仍忍辱负重，继续拼搏。1959年他病重到杭州疗养，途经上海时登上几十米高的铁塔，要亲眼看看他主张引进的测雨雷达。
1960年他两眼不能聚焦，蒙上右眼，写了两千多字的涉及多项业务的建议书。1961年，他双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题为“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的重要论文。双目失明后，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气象工作进展情况。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思维仍很清楚，但语言能力丧失了，他就艰难地用手势表达他还想为国家工作20家的心愿。然而他生命的火焰终于过早地熄灭了，他告别了人民，告别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涂长望的一生，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振兴科学而坎坷奋斗的一生，他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激起人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爱戴，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