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海安县一个小镇上，曾经诞生了一位一代国学大师。也许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可以说他影响着你的一生，你说的普通话、写的简化字、用的新华字典，抑或高深的音韵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都饱含他辛勤的汗水和不朽的贡献。
他的名字叫魏建功，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委员。近日，江苏省海安县政协编纂了一本《海安文史资料专辑——魏建功》，介绍魏建功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学术成就等，为读者认识、了解这位大师打开了一扇窗。
魏建功1901年1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当时属如皋县）西场镇。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经过两年的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转入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系，师从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师。1925年，魏建功毕业留校任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他继承和发扬前人所开创的、被当时称为“古今中外派”的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的研究道路，结合国情，积极推动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在推行国语、编纂语文工具书、汉字改革等方面，始终步履不停，用执着造就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新成就。
“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
——诗人柳亚子
在语言学界，魏建功有一大批熟识的师友，其关系极为密切，刘半农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在1917年刘半农就来到北京大学执教，三年后去了英国、德国留学。于192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又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国文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务。
此时的魏建功，则以“乙丑科状元”刚好毕业留校任教。那年的秋天，刘半农从国外带了些仪器回来，需要人手帮忙开箱收拾，经沈兼士介绍，魏建功就成了刘半农的助手，他们逐渐成为好友。求知欲望极强的魏建功，深知刘半农是留洋博士，尤其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必定接触与掌握了西方世界最新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对刘半农敬佩不已。于是，只要刘半农在北大讲“语音学”课，魏建功就随堂听课。由于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两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些课题来讨论。他们曾一起开展“方言同音字”的课题研究，从一部通俗韵书中选定一些例字，作为课题的材料。
到了1929年，刘半农充分利用带回的洋仪器，在北大建设了“语音乐律实验室”。魏建功主持实验室的工作，跟随刘半农，围绕确定的课题，选用多处方言，用仪器记录了发音的浪纹和四声的标准。在次年的6月3号，刘半农将这些方言调查的课题成果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并写了《跋》，为著成一部“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奠定了基础。
名家学问精髓的惠泽，让魏建功的专业学养日益精进。1932年，已升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的魏建功，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执着追求，在多年研究“古音韵学”的基础上，又注重吸收国外本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理念，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让“古声律”的内容不断充实与完善。不久，他的代表作《古音系研究》应运而生。该书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作家马嘶所著的《一代宗师魏建功》称这本书“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大大超出了作为古音韵学顶峰的乾、嘉诸大师的古音学论著”“是超越前人的充满崭新精神与青春活力的宏通之作”“是语言学界一部为人所瞩目的重要著作”。
从那以后，《古音系研究》就一直作为大学教学用书和重要的参考书。到了1996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0年还被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建功文集》五卷本的第一卷中，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能够给予那么高的评价，现在想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语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我们的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
——魏建功
因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自此，日本统治者除了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对台湾进行严加控制外，在文化上也实施所谓的“皇民化”教育，实际上就是让台湾人民割断与祖国的文化血脉联系，这其中当然包含禁止台湾民众使用自己的母语。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下，由于竭力“同化”台湾民众，推行奴化教育，使得台湾民众基本上只会讲日语，除了本地居民日常会话使用闽南方言外，所有书面语言及官方语言均为日文日语。
到了1943年底，中美英苏开罗会议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接受台湾战后的具体工作，让陈仪出任“台湾省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起草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将教育列为重点的接管内容。时隔一年多，于1945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魏建功，在第十二次常委会议上提出：“为急救台湾同胞，使其民族意识迅速恢复，在台湾推行国语，实为台湾教育复原当务之急。”可见，魏建功对于“统一祖国语言”怀有何等的渴望。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首先提出要废止日语，使用汉语。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按照《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的要求，通过“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邀请在该校任国文系教授的魏建功，前往台湾主持国语教育和推广工作。身为国语会常委和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魏建功欣然受命。他带领驻会委员何容、干事王炬以及女师学院国语专修科教师齐铁恨、王玉川和一些学生，于1946年2月到达台湾。是年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台湾省国语委员会，魏建功被聘任为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有21位专家学者为委员。自此，以魏建功为领军专家的“国语运动”在台湾便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台湾，老年人讲的闽南语中还夹着日语的词汇，中年人多数讲日语，而青少年则几乎不讲母语。面对如此局面，魏建功不畏惧、不退却，先从基础工作做起。历时三年多，魏建功他们推行国语6条纲领原则，在电台发表演讲，开设国语讲座，编写《国音标准汇编》，各县市分层级设立“国语示范推广所”，招募赴台湾推广国语志愿者，等等。还创办了台湾的第一份国语报纸《国语日报》，魏建功任第一任社长。就这样，终于使“国语”成为台湾地区的主流语言，从而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的夙愿，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1948年底，应胡适之邀，魏建功重回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继续从事教学与课题研究工作。他在台湾进行的国语恢复、重建与推广工作也随之落下帷幕。
“现代汉语词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
——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
对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中国人来讲，对《新华字典》都不会陌生吧？这部开本不大、厚如砖头、便于携带的工具书问世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尤其是中小学生书包里更是缺不了它，在漫漫求学的道路上几乎无人未曾受惠于它。因此，它的问世，无疑给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们带来了“语言文字规范”的一大福音。
至今，在辞书界，这小小的字典，无论编辑的体例、字形、注音、释义等内容丰富和完备程度，还是《新华字典》自问世以来的发行量，创造了世界辞书之最，都成为人类辞书编纂史上一大奇迹。但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大多不知道该书的编撰者是谁。这也不奇怪，因为书上未署编者的名字。魏建功大概也不会在意是否在上面署名，只要这部工具书能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成为大众案头工具书就心满意足了。
魏建功主持《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工作还得追溯到1950年6月。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应运成立，魏建功等25位学者被推荐为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其时，叶圣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经与北大校方协商，请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魏建功兼任出版总署新华辞书社社长，领衔主编新中国第一部辞书《新华字典》。为避免因行政事务繁多而占用辞书编撰的精力，魏建功辞去了中文系主任职务，在北大中文系只任教授。随后，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由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魅、李文生等几位专家组成。
初版《新华字典》
其实，在这项工程启动之前，魏建功对中国语言文字就有所思索。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很少接受过文化教育，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如何迅速让他们掌握相应的文化知识，他心里早有设想：“假如有一部能够适应工农兵群众及中小学普遍应用的新型小字典，无疑会起到极大的辅助作用。”于是，他撰写了《编辑字典计划》，后经周祖谟、金克木、张克强和吴晓铃等专家共同讨论，最终确定了“完全突破传统汉字字书框架结构，就实际语言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议，广收活语言，求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等十大编辑原则。
英国历史学家托·富勒讲过一句名言：“一个明智的人总是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字典的编辑工程从1950年7月正式开始，至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历时三年多，数易其稿。叶圣陶从领导层面主抓，而魏建功则负责具体的编务。据悉，这部字典是全世界读者最多、最畅销的字典。加上修订版，至今已出版11版。有多少国人乃至海外人士受益于这部字典，几乎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可谓无与伦比！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先生指出，“现代汉语词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由此看来，人们将魏建功誉为“《新华字典》之父”一点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魏建功为汉字的改革、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建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精研音韵千秋业，国语推行不世功”，这是后人对“一代宗师”魏建功成就的认可，更是一种朝圣般的敬仰。（作者 吴晓明 本文刊载于《中国政协》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