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均波：九三学社社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一名73岁的女性患者躺在病床上。

医生在她的心前区开了一个3~5厘米的切口，然后将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创介入治疗器械经患者心尖植入心脏。术后即刻，这名极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的病情就转为轻度。第二天，她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这是3个月前，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带领其团队完成的全球首例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手术。该手术也标志着我国二尖瓣反流治疗进入了新阶段。

以往，二尖瓣反流这种心脏疾病的治疗，只能通过外科开胸手术进行二尖瓣置换或修复，而对于那些年老体弱、合并症多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患者而言，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而这种新器械的出现，则为无法耐受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以及不愿行外科开胸手术的年轻二尖瓣反流患者带来了福音。

这种介入医疗器械的原始创意，正是由葛均波院士团队提出的，该器械也有望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二尖瓣介入治疗器械。并且，该器械申请了国际专利，具备了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

这是让葛均波骄傲的科研成果。而在40年前，葛均波刚刚成为一名医学生时，国际上关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手段，几乎都起源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心血管医生，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很弱，甚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葛均波和同学们以为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是西方人的专属病种。

这种认识，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中国人同样会患上冠心病和心肌梗死”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大类疾病。《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的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估计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其中高血压患者2.7亿，脑卒中患者1300万，冠心病患者1100万。

“可40年前我还做医学生时，冠心病和心肌梗死患者还都比较罕见，临床上三五个月遇见一例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珍贵，并格外仔细地观察、讨论、总结患者病情。也因此，我们曾在一段时间以为，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应该是西方人才会得的病。”葛均波向记者笑言。

可事实很快就证明了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并非与人种相关，而是与人们的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只要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而相关的危险因素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会发病，这一规律在全球都同样适用。

“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发展拥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快速提高，我们很短时间就实现了从吃不饱到吃得好的转变。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我国的疾病谱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抗生素的普遍使用，我国的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肝炎病等逐渐减少或得到有效控制；而因为社会现代化导致的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以及肥胖和肥胖所导致的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导致我国近一二十年来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直线上升。”葛均波表示。

这种疾病谱的改变，也向中国医学界提出了新挑战——根据疾病谱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防治和康复策略。

让中国的医疗器械拥有国际话语权

“需要坦陈的是，近几十年来心血管病防治的现代化手段，如降脂药、β受体阻滞剂、抗凝类药物的产生，以及医疗器械的研发等，都是在西方国家诞生的。不过我们也同时看到，最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家对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逐渐加大，我国的国产医疗器械也开始出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研究成果。”葛均波向记者介绍。

以心脏支架为例，因其能够打通重建冠心病患者的生命通道，心脏支架介入治疗目前已成为冠状动脉狭窄或堵塞的最常规治疗方案。但鲜为人知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葛均波带着这项技术回国时却发现，当时一个进口药物支架要4万多元且未纳入医保，许多患者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

这让葛均波很是焦急。随后他发现，导致中国患者用不起支架这项新技术的主要原因，是进口支架垄断了我国的市场。于是，药物心脏支架国产化被葛均波列为重要的临床研究计划。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葛均波领衔研制的“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在我国成功获批。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可降解涂层支架，也是首个获得我国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医疗器械产品。

“与当时的常规支架相比，这种可降解涂层的心脏支架将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从1%-1.5%降至0.15%-0.3%，极大提高了安全性。此外，由于全部国产化，此种类型的支架成本明显降低，每个售价降至1万多元并直接导致进口支架价格‘跳水’，患者的医疗成本得以明显下降。”葛均波向记者介绍。

现在，这种“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在临床上已经随处可见。并且，该支架目前还已出口到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提升了我国冠脉支架研发生产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医学科技创新跟国际前沿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比如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材料必须依赖进口。但我相信，随着我们对科学认识的逐步提升，这样的差距会逐渐缩短直至消失，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经验、指南、共识，进而来领导这个行业。”葛均波强调。

推动全球首份心血管疾病影响与评估指数发布

让葛均波欣慰的是，我国在心血管病某些领域的探索已经开始领导行业。

在葛均波等国内知名心血管病专家的努力推动下，2017年5月，标志着中国心血管防控事业里程碑的《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CHI）2017》正式发布，这也是全球首份心血管疾病影响与评估指数，对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因为危险因素没有得到合理控制，近些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仍然持续升高。而相比之下，因为提升了健康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美国早已迎来了总体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的拐点。我国要加速推动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拐点”到来，急需一份可量化的标准以评估人群心血管健康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因此应运而生。

“其实，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发布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该指数的构成包括五大维度、52个指标，分别涵盖了心血管疾病流行情况、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危险因素防控情况、心血管病救治情况及公共卫生政策与服务能力五大方面的内容，需要统筹卫生健康委、疾控中心以及公安局等多部门的数据。根据这些评估指标，政府部门可完善慢性病保障政策；疾控系统可强化一级预防，加强危险因素的宣教与干预；临床医师可完善医院防治体系建设，提高临床医师心血管疾病救治能力；基层医疗可提高基层医师数量与诊疗水平。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将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提高到了健康中国战略支撑的高度。”葛均波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发布以来，已经在全国30余个省、市、自治区得到关注，部分地区还根据评估结果提供策略建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葛均波也曾和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以心血管健康指数为抓手，助力健康中国”，获得了重视。

学界也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因为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的独创性和科学性，该指数还被《柳叶刀》杂志接受发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共鸣。

而在葛均波看来，中国以紧追慢赶的姿态在心血管病防治领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恰恰印证了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时代巨变———一大批在国外受训的学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回国，让中国的心血管医学发展迎来春天。而在未来，伴随着这些变革，中国的心血管病防治也将取得更多突破。

（刘喜梅，刊载于10月10日《人民政协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