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从小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数理方面尤为出众。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当时东阳中学的英语教师傅东华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为他取表字“慕光”，寓意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

大学期间，严济慈颇受著名数学家何鲁、熊庆来和物理学家胡刚复教授的赏识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为东南大学刚成立，其他同学尚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分，严济慈因此成为东南大学第一届唯一一位毕业生。

1923年10月，满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理想的严济慈，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在补习了半年法文之后，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普通物理、微积分和理论力学的文凭，并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史无前例，严济慈一举成名。

1925年10月，严济慈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一年半的研究，严济慈精确地测定出“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证实了比埃尔?居里的设想，解决了这一40余年悬而未解的难题。

1927年春，刚刚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例会上，宣读了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是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震动了法国物理学界。严济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第二天，《巴黎晨报》第一版显要位置便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国学者严济慈》的新闻，并配有法布里和严济慈的醒目照片。在那样一个国人颇受歧视、被辱为“东亚病夫”的时代，这不仅是严济慈个人的荣誉，更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法国一些知名科学家想邀请严济慈到他们的实验室工作，但严济慈归心似箭。在致岳父的信中，严济慈写道：“吾人学稍有进，对国家责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进。”

1927年7月29日，严济慈启程回国。在回国的邮轮上，他结识了国民党元老、留法前辈生物学家李石曾及留法的青年美术家徐悲鸿。严济慈和徐悲鸿虽是初遇，却一见如故，特别投缘。途中，徐悲鸿还为严济慈画了一张肖像素描，并题写了一行法文小字：“致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

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回国后，严济慈同时执教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他还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理化部分，任理化实业研究所（后分为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筹备委员。

1928年底，严济慈辞去薪金丰厚的大学教职，准备再次出国留学。这次赴法，严济慈决心要使自己更充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他先后在巴黎大学法布里实验室、居里夫人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戈登实验室从事研究，两年时间里发表了7篇影响力颇深的学术论文。

使科学研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只有一些立志献身科学、努力奋斗的个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国内创建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培养人才、形成队伍。基于这一认识，1930年12月，严济慈接受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的盛情邀请，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

两次赴法留学，严济慈与居里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3月，为了筹建中国放射性实验室，他写信向居里夫人求教。居里夫人寄来了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性氯化铅，并回信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对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致以良好祝愿，希望它“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1932年，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成立，严济慈兼任所长。同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

在北平的8年时间里，严济慈以“加倍的努力与拼命的苦干”精神从事科学研究。他白手起家，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英国《自然》、美国《物理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严济慈与钱临照关于《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能的影响》的研究论文，1932年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周刊》，这是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该期刊的第一篇论文。1933年，国际臭氧委员会将严济慈、钟盛标等精确测定的臭氧在紫外区域的吸收系数定为标准值，各国气象学家每日用此来测定高空臭氧层厚度变化达30年之久。1935年1月，严济慈和法国的约里奥?居里、苏联的卡皮查一起，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徐悲鸿赠画“喜鹊登梅”以示祝贺。

严济慈认为，北研院物理所和镭学所做的研究工作，是为中国的物理学辟道路、打基础。他为物理所的发展投入了全部心血，选聘人才，筹建实验室，选定研究课题，培养年轻人，邀请郎之万、朗谬尔、狄拉克、哈达玛和玻尔等国际知名科学家讲学。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物理所已经成为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成果丰硕、人才辈出的学术机构。

 勇赴国难

1937年5月，严济慈启程第三次赴法国，此行他有四项任务：一是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二是参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庆祝会，三是作为李石曾的助手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四是将钱三强引荐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深造。

严济慈到巴黎一个星期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告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但严济慈认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袖手旁观。我虽然不一定能够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1938年初，严济慈动身回国。途径里昂时，他接受《里昂进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对中国抗战形势的看法。他说：“中国是绝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严济慈的抗日言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给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带来了危险。他临时决定从香港上岸，经越南到达昆明。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远郊的黑龙潭。

从北平到昆明，南北纵横几千里，途中不时有日寇的飞机轰炸。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严济慈带领物理所全体人员以为抗战服务为重，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和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应用物理研究工作。在黑龙潭的破庙和简易平房里，严济慈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装配检验。在他的领导下，物理所生产了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显微镜、200架水平经纬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供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科研教学使用。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11月，因为发明磨制晶体新方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严济慈获得“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奖状。1946年夏，因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授予严济慈抗战胜利三等景星勋章。

 为新中国的科学奠基

1948年4月，严济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9月，严济慈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前夕，高官政要纷纷逃往台湾。会议一结束，严济慈立即返回昆明。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坚决不去台湾；他也无意出国，因为他的根在中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严济慈举家从昆明绕道香港回到北平。9月初，已内定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到北研院物理所看望严济慈，邀请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领导工作。面对已经展现的发展科学的宏伟前景和已经到来的重回实验室的机遇，严济慈十分犹豫。他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我希望您另觅人选，我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但郭沫若却说：“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12月，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全力投入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工作。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将“中研院”物理所与北研院物理所合并，重组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担任首任所长。

1952年起，严济慈先后担任了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1979年，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领导创建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学研究生项目（CUSPEA）。该项目历经九届，共选拔915人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1985年，严济慈为CUSPEA留美同学题词：“勇于好高骛远，善于事实求是，劳筋骨、苦心志，多做创造发明。为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安定而献身！”

 光荣入党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再度来到。一个早年的愿望在严济慈的心中苏醒了，那就是“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1979年底，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济慈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发自肺腑地写到：“我今年已经79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整整30年。我比我的法国老师之一保罗?朗之万教授于1945年出狱入党时还晚6岁。所有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1980年1月26日，由郁文、秦力生介绍，80岁高龄的严济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感慨万千的严济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入党》的文章，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坚定了。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正如他的名字“慕光”一样，严济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爱科学、爱祖国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他是一束永恒的科学之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作者：刘俊，来源：《科学新闻》2022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