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众所周知的北线、南线外，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如朱学范、张澜、宋庆龄，以及华侨代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则是通过其他路线到达解放区的。

　　1947年底，朱学范从香港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又到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出席会议的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转达了中共中央请朱学范去解放区的邀请。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在刘宁一的陪同下，经布拉格、莫斯科，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

　　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起来，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张、罗才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营救幸免于难，并于6月24日和史良、郭春涛、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达北平，受到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及在北平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重视盛邀孙中山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2月20日，她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不久的将来光荣地完成。”此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传阅了宋庆龄致中共中央的复信。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6月19日，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诚邀其北上，信中说：“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并让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这一信函专程前往上海，面呈宋庆龄。21日，当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中写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6月28日，邓颖超携信专赴上海，面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无限诚意，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乘专列离沪北上。28日安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济深、何香凝等亲自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团结海外华侨的力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南洋侨领陈嘉庚：“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同时致电大洋彼岸的致公党元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陈嘉庚、司徒美堂这两位在海外享有声望的华侨领袖，接电后都铭感毛泽东的盛意，毅然归国赴会。陈嘉庚于1949年5月5日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北上回国，6月3日到达天津大沽口，4日到达北平。司徒美堂也远涉重洋，于1949年9月4日到达北平。

　　到1949年3月，整个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经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共计350人以上。周恩来称赞钱之光等：“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到李家庄看望大家，并向他们通报了解放战争的进展和新政协的筹备情况。

　　1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平山县李家庄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由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到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对刚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民盟中央委员韩兆鹗等代表主客双方致辞。

　　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政务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欢迎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并宣读了施复亮、孙起孟的书面发言，表明了到解放区的感受及参加建国工作的决心，并一致痛斥南京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阴谋，一致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李富春讲话。他说，今天的欢迎会，象征着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象征着全国胜利的快要到来。

不同的信念，不同的选择

　　在民主建国的进程中，有很多民主人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他们将永远被人民、被历史所铭记。同时，也有党派及其领导人把握不住历史潮流，走上了一条背离民主、脱离人民的不归路。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远在海外的冯玉祥将军感到无比振奋，他决心响应中共号召，回到祖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参加新中国的建国工作。1946年9月，冯玉祥将军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被迫以考察水利为名远走美国。 “五一口号”发布后，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0、31日先后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于7月31日携全家登上苏联“胜利号”邮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轮船突然失火，抢救不及，于1948年9月1日不幸遇难，终年66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专电冯玉祥将军的家属，表示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1949年9月1日，在解放了的国土上，在新政协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在北平举行了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等，致送了挽联、花圈和挽词，并将其遗骨安葬泰山。

　　1949年9月19日，民革中央执委、民联中常委、民革和民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之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

　　杨杰，字耿光，又名漱石，1889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县。杨杰原是蒋介石亲信，深得蒋介石信任。后来随着蒋介石反动本质的逐步暴露，杨杰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亲美反苏愈加不满，常常公开加以指责。1945年10月，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动民主人士投入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去，成了一位不屈不挠的反蒋斗士。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民革西南执行部，并秘密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杨杰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危非常重视和关心，1949年下半年，潘汉年即劝告他迅速离滇赴港，然后转程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考虑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此时离开，怕前功尽弃，产生不良后果，即托人转告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然而，令他没有估计到的是，不久云南风声骤紧，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原来此前卢汉应蒋介石之命到重庆面谈，本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争取起义时间。但实际上，卢汉答应了蒋介石一些反共反人民的条件，回来后于9月9日晚搞了一个“九九整肃”的大逮捕，共抓捕昆明进步人士400多人（后又全部释放）。事先蒋介石曾当面命令卢汉逮捕杨杰，卢汉回昆明后即通知杨杰尽快离昆。9月9日上午，杨杰秘密飞往香港避难，入住湾仔轩尼诗道302号友人李焜寓所。

　　杨杰逃离昆明后，国民党军统头子毛人凤亲自将从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及往来信件等一一翻阅，终于掌握了杨杰在香港下榻处，随即布置了谋杀计划。9月19日晚10时左右，国民党特务偷偷来到杨杰住处，谎称有要信面呈，杨杰毫无戒心地取过信，坐在藤椅上拆阅，特务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杰胸部就是一枪，紧接着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就这样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在解放的前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杰被害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进步爱国人士对于国民党特务躲在阴暗角落里所干的卑鄙勾当表示强烈的义愤。国内外许多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卑鄙行为，深切悼念杨杰将军。杨杰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在北平正式召开。在庄严而隆重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并特许杨杰为列名缺席代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将军为革命烈士。

　　1949年5月18日，民建上海“临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竞武因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到台湾而被杀害。

　　黄竞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为黄炎培先生次子。早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在盐务机关服务，对中国盐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许多贡献。黄竞武在民主政团时期即加入民盟。黄竞武对国民党早有本质上的认识，也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那时黄竞武在上海成天忙于搜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有关组织、业务和人事方面的资料，监视国民党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活动，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并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为国民党特务所侦悉。

　　1949年5月12日这天早上，黄竞武和夫人一起坐着车来到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办公，似乎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然而，一个陌生的面孔来到了黄竞武的办公室，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陌生面孔说中央银行行长要召见黄竞武，把他骗到楼下。随后，他被押上预先准备好的警备车，蒙上眼睛，送到秘密机关拘留起来。原来，那个陌生人即是毛森指挥下的保密局特务。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黄竞武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5月18日深夜，黄竞武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上海解放后，黄竞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和中苏文化协会干事罗志（汉族）等五人，1948年8月27日在转道苏联阿拉木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为此，毛泽东发表唁电，深表哀悼。

　　除了上述人物外，为参加新政协、创立新中国而牺牲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很多，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主建国的信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浪淘沙，多少风流人物，多少社团党派，在历史长河中，有的顶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有的折戟沉沙，终成过眼烟云。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党派，然而，由于他们不能顺历史大潮而动，最终落得偏居一隅、苟安台湾的结局。

　　中国青年党1923年12月成立于法国巴黎，称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9年改为“中国青年党”，信奉国家主义，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4年秋返国，从事反共活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年党在反共的同时，也曾开展过以“民治”为内容的改良主义活动，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七七事变后，青年党参加抗战，开始同情、接近中共，并附和抗日民主运动，还参加了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属于民主同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更曾一度把持盟务，因一直坚持右倾立场，属于民盟内部的右翼。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决定了新的党纲与党章，在中央人事安排上进行了改选，到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以曾琦为首的右派力量彻底控制了对青年党的领导，并在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上，使青年党最终从民盟中决裂而去。许多青年党党员为了获取高官厚禄，争相投入国民党政府当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总统资政等职，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常燕生等任国民政府委员。此外，还有数十人任立法委员、国民参议员、宪政实施促进会委员。国民党假意开放政权，青年党人趋之若鹜。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并开始了大反攻。在国民党强弩之末时，蒋介石为了粉饰太平，下令于1948年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青年党依然是积极参加者。他们先是发表了《青年党参加行宪国大声明》，表示“参加国大实大义所当然”，宣布青年党“参加国大，以襄盛举”。大会期间，青年党出席的代表共230人，其中60人参加立委，11人参加监委。3月，行宪首届行政院成立，青年党推陈启天、左舜生、刘静等人为政务，并由陈启天任工商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时至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退逃台湾时，青年党最终也没有觉悟，随从国民党赴台湾。从此，青年党在台湾也就成为国民党点缀门面的花瓶，历史的发展使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党派最终走向了没落。

如果说青年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还算是“稳健而行”的话，民社党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并不稳健，因为，它每走向国民党一步，都要伴随着自身组织上的一次分裂。民社党属战后中国的第三方势力，其前身为成立于1931年10月的中国国家社会党。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从国家社会党到民主社会党，名称虽有变化，主张基本相同，均以反对一党专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的。1947年7月，民社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张君劢为党主席。

　　民社党走向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步是在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期间。抗战胜利后，民社党参与发起组成民盟，并成为其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国民党很快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并单方面宣布召集“国民大会”，这无异于昭示国人，国民党绝不肯放弃一党专制。民社党失望、不满的同时，又面临着政治上何去何从的抉择。开始时，张君劢代表民社党在民盟内部多次声明要坚守政协决议，不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久他又禁不住国民党的拉拢，不顾民社党其他主要人物张东荪等人的反对，竟于1946年11月20日上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11月23日，他又向国民党提交了民社党参加本次“国民大会”的40名名单，公开投靠国民党。这个表面看来似乎突然的转变，实则是一些幕后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民社党不仅在政纲、立场上与国民党有相近或共同之处，背后还有功利主义的驱使。为此，民盟于12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违反盟纪，决定凡盟内民社党成员参加“国民大会”者一律开除盟籍。在民盟及广大民主正义力量的指责声中，民社党内部也随之产生了矛盾。张东荪、孙宝毅、叶笃义等民社党内较有影响的一批人因不同意参加“国民大会”，宣布退出了民社党，继续留在民盟内。民社党随后又于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民社党发表声明称誉此次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公开表示“本党为维护宪法之尊严，为保持国家之基本，绝对同情蒋主席在国大开幕词反对修改宪法之主张”，“本党愿竭绵薄之力，掬诚挚之心以助其成功。”民社党在政治上彻底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其掩盖一党专政、粉饰民主、欺骗舆论的御用工具。到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退逃台湾时，民社党也随之而去。同青年党一样，民社党在侧居台湾之际也成了国民党的一个政治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