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人次大幅度减少，单价下滑，商家开店数字削减，这三个数字指标直接说明我们的消费趋势是非常严峻的，经济困难已经反映到经济链条末端。”企业家王健林常委有些焦虑的真实感受为第一专题讨论的会场带来瞬间的寂静。

风起于青萍之末。当前，各项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经济运行正处于关键时刻。正因此，“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体制环境”这一专题受到与会常委和委员的深度关注。

围绕这一专题，常委和委员们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所开展的研究讨论，既务实也务虚，有热烈激情，也有理性冷静。与会常委和委员希望加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建议具体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稳定性，切实促进经济社会稳中求进。

宏观调控:尊重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

这几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使得经济的状况总体上好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难得的，也是世界公认的。同时，因我国是一个经济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经济大国，又正处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节点上，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也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度过世界经济之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讨论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其特定的语境和目的，即宏观调控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在专题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李君如常委特别强调“市场经济”一词。“市场经济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根据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使调控对策更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要研究反周期措施，避免出现‘一放就热、一管就冷’的周期性毛病。”

刘克崮委员非常赞同李君如常委的观点，认为加强和改善调控要多做典型案例的研究。他以猪肉价格为例指出，猪肉价格波动周期约为3年，本身能够根据供求状况进行调节，只是有滞后性，但如果简单直接干预可能会加剧波动的振幅。“政府要调节，就要及时发出市场信号，下决心发展大规模集体养猪。现在是大量的农民养猪，他们是散户信息，不构成科学性。”

与会常委和委员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关键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是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做选择。刘明康委员表示，创新要靠激励企业，把创新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不要政府主导一切。宋晓梧委员经常到地方调研，对此是深有体会。他认为，稳增长应以全国的统计数据为准，要避免“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不是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政府要在为企业创造公平环境方面竞争，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宏观调控之于经济运行，其要在度，在火候。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博弈关系纷繁复杂的经济体而言，建立真实市场信息的传递机制相当重要。杨崇汇常委建议在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尊重发挥好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握好调控的度，实现软着陆，要多听取地方的意见。

着力缓解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　防止资金继续过剩

本次常委会议上，民革、民盟、民建三个民主党派中央不约而同提出有关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建议。不少常委和委员也从多个角度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话题进行建言。

市场缺钱吗？从货币供应量上看，2000年底，广义货币(M2)余额13.6万亿元，截至今年5月末，达到了90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委员抛出这两组数据，意在说明这10年，我们的货币投放政策是非常宽松的。那实体经济为何还会嗷嗷待哺？2011年第三季度企业融资财务费用与实际利息支出之比达1.36，，而2006年仅为1.03；为何一些企业一遇到货币紧缩等“风吹草动”，要么“断炊”，要么“跑路”？

资金供应出现了结构性病变。

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服务和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本职。然而，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的服务不尽如人意。今年，民建中央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专题，赴浙江杭州、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地调研，并在京召开两场专家座谈会，向来自广东、福建、北京、江苏、陕西、湖南、河南等的民建组织和专家学者了解情况并征求建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也就同一专题开展了深入调研。综合三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分析，当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改革有待深化，由于金融垄断、供给不足及利率市场化步伐缓慢，资本市场主要表现为卖方市场，企业融资成本增大。二是金融创新有待引导，一些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创新发展，金融考核体系往往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相脱节。三是组织体系有待完善，大银行偏好向大企业、大项目贷款，缺少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四是小型金融机构有待扶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能力不足，从银行再融资的成本偏高。

为此，民盟中央建议以控制通货膨胀和保就业为目标，确定货币政策方向，尽量减少资产投机和泡沫，尤其要防止货币超发。“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的调整，应着力缓解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逐渐放松信贷，严控幅度，引导资金流向民营企业和小微型企业等实体经济；从长期来看，应防止资金继续过剩，着手改革外汇管理和使用机制，大力解决国际收支顺差过度、货币流动性过剩加剧的问题。”

民建中央建议大力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强化市场机制，放宽金融准入门槛，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扶持中型金融机构。发展信托公司、评级担保机构等金融中介组织。开放证券一级市场，鼓励企业发行股票、债券融资。

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紧接着，深圳银监局表示，在风险可控的大前提下，不良贷款容忍度可放宽至5％，希望通过降低银行和基层工作人员顾虑，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持续较快发展。今年以来，像这样的金融“阳光化”举动成为常委会上的热议话题。与会常委建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在温州试点的基础上，设立若干省级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积极稳妥推进全国金融改革。

推动结构性减税不断完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在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中央政府继续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今年的“积极”与以往的“积极”内涵有所不同，即不仅强调扩大公共性支出，也强调完善结构性减税。本次常委会议期间，结构性减税就是会内会外的高频词。

蔡玲委员今年上半年曾随民建中央专题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组、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专题组先后到七个地方进行调研。一路走来，她发现了地方在税收上的两大亮点:一是加大了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二是加快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步伐。同时，调研中她也发现了不少问题。“2009年国家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后，企业进口购买的设备一般都要征收17％的增值税，再由企业取得进项税进行抵扣。这样的先征后退，造成企业资金的积压困难，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他们很希望购买设备的进口环节增值税能够实行台账空转，这样减轻企业的资金积压，来调动企业进口先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积极性，推进转型升级。”蔡玲委员还建议扩大国家鼓励进口设备技术的目录覆盖面，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急需的高端设备列入免税的目录。

民革中央在提交会议的发言材料中指出，实施结构性减税是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抓紧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特别要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大试点范围，优化税务服务流程，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同时财政对于节能环保产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扶持力度不能缩减；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制定的扶持政策应该有延续性地实施。

与会常委认为，税收优惠应改变现行的地区优惠、经济性质优惠，改为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优惠，防止“一刀切”；优惠形式也要多样化，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等多种形式，并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优惠范围。

会议期间，有的常委或委员发言不长，但每句话都反映实情实意；有的常委或委员彼此间观点并不一致，但即使有争论也要坚持表达出来。正如李庆云常委所言，人民政协就是一个综合各方信息的地方，就是一个观点交会激荡的地方，惟如此，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