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吴文俊、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彭桓武……有人说，把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请到一起，一个小会议室就可以坐下。这种局面不会再延续半个世纪了。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科学张开双臂拥抱世界，随着持续不断的投入和追赶，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思考和摸索中走到了群体突破的前夜。那么，究竟离群体性登顶还有多远？怎样走好关键的最后几步？

2月2日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九三学社社员、活跃在国际科学前沿的青年学者、中国科技大学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学术带头人潘建伟。请他对照中外基础研究的情况，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找到那棵“有果子的树”

１９９６年，潘建伟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原定的主要目标是理论研究。得知导师塞林格正在指导进行“未知量子态远程传输”的实验，潘建伟断定，那是量子研究领域一项划时代的实验，“我一定要参与进去”。那时候，国内外的生活条件相差较大，不少人三天两头想着往外面跑，只要能出国做访问学者就很高兴。“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在国外找到一个位置，对于跻身科学前沿、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想得比较少。”潘建伟不这样想。“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归根结底，是想找到最好的团队，找到最好的导师，找到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在潘建伟看来，“导师的作用，是把你领到长满果子的树下。他无法保证你一定能将果子摘下来，你要跳，要爬，或者找别的工具，这都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大方向是正确的。”

在国内做研究，有的导师常常认为，要在前沿占据一席之地，就一定要选最难的题目来做。潘建伟发现，国外的导师一般不这么要求。“他会给你很多最新的文献看，看完了再给。他会引导你从相对容易的事情做起，慢慢积累，直到你逐渐形成独立的判断，找到突破的感觉。”潘建伟留学时所在的实验室，每周都要请不同的人来做学术报告，不一定是本专业的，也不一定听得懂，但这些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实验室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非常看重。“我们几乎每开一个国际会议，就会带回一个新的实验方案。而且导师也很开明，只要你觉得新的尝试是有价值的，你随时可以把手里正在进行的工作停下来，去安排一个新的实验。”

就这样，潘建伟幸运地找到了“那棵有果子的树”。“我一次一次地找导师游说，终于‘挤进’了量子纠缠实验的第一代研究团队。”加入实验组的第二年，他作为第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被列为２０世纪《自然》杂志２１篇经典物理学论文之一。

人才比仪器重要100倍

直到今天，中国学生出国参加面试，潘建伟都会非常细致地帮他准备，找最好的导师，申请最好的研究小组，并且强调一条：你在要去的小组是要能够学到东西的，不能仅仅去贡献自己的已有知识。潘建伟觉得，这是一种投资，比购置仪器重要得多的投资。

这些年来，国内基础研究方面的硬件水平提升很快。每当有客人来，常常被领着参观大型仪器设备。对此，很多国外同行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拥有怎样的仪器设备并不重要，能自己动手改造仪器设备，并在上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才是最关键的。潘建伟对此深表认同。在他眼里，人是“最高级的仪器”，“我们可以花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买一个仪器，而‘最高级的仪器’却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反过来讲，如果请对人的话，他可以在一台仪器上完成两台、三台仪器也完成不了的工作。”

现在国内科技界收入普遍提高，去国外谋职对于有一定资历的人来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有吸引力，但对年轻人则不然。一些学生博士还没毕业，就急着联系 国外的 博士后位置。很多博士生的想法是：我现在博士毕业，做的不错，但留校也就每月２０００元左右，出国的话一个月能拿三四万元，还是先出去几年解决经济压力再说。国外有这样的机制：刚出来的博士后如果比较优秀，就给你比较高的待遇。这样的待遇你可以享受几年，假如做得好，很快就可以转为副教授、教授。这对于为结婚、住房发愁的年轻人来讲，是很好的过渡方案。以前 国内的 博士后制度借鉴了这一做法，博士后的待遇相当 于副 教授，可是随着博士越来越多，这个办法难以为继。潘建伟说，现在中国的科研条件和研究水平，已经对一些国外青年学者有了吸引力。但假如你告诉他，到这里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圣诞节回国的机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方恐怕就要打退堂鼓。“把关注的重点从‘物’转向‘人’，拿出买仪器的经费来吸引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

让优秀技 师享受 教授待遇

潘建伟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实验室很需要学电子的技师。可是这些人进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开始转而研究物理。这让潘建伟很生气，“要搞物理的话我引进你干吗？但他们说， 潘 老师，我们评职称也需要文章啊。”

翻开潘建伟的护照，４年来，他总共在国内外穿梭了４８次。在外学习新知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一些配套条件，国内暂时难以提供。“很多实验不是买来仪器就可以做的，你得自己动手制作设备，甚至需要强有力的校办工厂来支持。”在国外，实验室都有非常专业化的电工、钳工、车工等技师，图纸一画，东西就做出来了。一个研究小组里面，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遇到问题很容易得到同事的帮助。到２００４年，我们中科大的研究小组在多光子纠缠方面，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好的小组之一。”潘建伟说，“但实验当中遇到纯技术性的问题，要找个讨论的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继续两头跑。”

按计划，潘建伟明年夏天前会将所有的实验转到国内来做，如何建立健全科研辅助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当技师的人来讲，必须给他这样的预期：如果干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得到跟教授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只有这样，技校才会真正吸引高素质的学生，每个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不是替教授、研究员服务时感到心理不平衡。”

改变宏观环境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潘建伟打算在小组中安排一些相对灵活的经费，用以提升科研辅助人员的地位和成就感。“我们希望学校和国家也能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煤球多了炉火才不会熄灭

５年前，学有所成的潘建伟面临抉择。回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正在进行的工作很难继续下去。留下？在人家的羽翼下生活，独力探索和发展的愿望不易满足。左思右想，他决定寻找一种新方式，为组建一个高水平科研团队提供人才来源。    

让齐达内或罗纳尔多独自到中国来踢足球，也许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因为没有同样优秀的队友配合。但假如他们在欧洲或南美成立一支球队，逐渐把队里的中国球员的能力培养起来，再到中国来踢球，也许一样能踢出梦之队的水平。潘建伟的想法，有点与此相似。一方面，他与中科大合作，在国内成立实验室；另一方面，他在欧洲做客座研究时，招收的学生中有不少是来自中 国的 博士 后和 博士生，“每项技术起码有两人在学”，这些学生也非常愿意毕业以后回国工作。

潘建伟打算明年把在欧洲的实验室完全搬回国内。“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了，我们的团队就成了一个已经燃烧起来的煤球炉，不像一只单独的煤球，拿出去就会熄灭。当时我们这样做，很多人不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大家总会理解的。而且，现在国家把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的年限从１年提高到２—４年，再也不用像我们那么费劲了。”潘建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