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出生于书香世家。外祖父曾东渡扶桑学工,父亲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时,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王选的父亲交给王选一份画报,上面印着中国军人和中国国旗,父亲要王选将它保存下来,直到抗战胜利,这是王选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王选的家庭对王选的影响很大,慈母、严父、和蔼的兄弟姐妹,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健康和谐的环境。
小学时代的王选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功课好,品德好,是老师和同学一致公认的。小学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班上第二。说他品德好,是班上同学一致认可的。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差,但是,他的衣着非常朴素,干干净净的布衣布鞋,从不乱花钱。王选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并不是个“木头人”、“书呆子”。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全面,踢球、打乒乓、打弹子、踢毽子,还会唱京戏,说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一点不为过。
1947年,国共形势非常紧张,学生运动高涨,“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当时的交通大学是“民主堡垒”,影响极大。记得那年6月的一天下午,交大的同学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红横幅,高呼口号要冲出校门(华山路1954号大门),而国民党飞行堡垒的警察却围住大门,双方对峙在校门口。在华山路(现在的淮海西路口)的一个茶馆里,我们这些小学生、中学生都聚在一起,大都是背着学校、家庭偷偷溜出来的,大家很激动也很兴奋。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思想认识很模糊,因为我们受到政府的正面教育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政府宣扬,要领导国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按建国大纲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而现实中老百姓生活贫穷、民不聊生,官员又贪污腐败,特务警察对民主运动更是血腥镇压,还要打内战。正面的宣传和反面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对于只有六年级的我们而言,很难分清是与非。虽然心怀惶惑,但我们还是站在大学生一面,因为他们代表进步,代表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当时在现场,同学们没有注意到王选,第二天在学校,他和大家偷偷谈起昨天的事情,才知道他也去了。
王选自小是家里的好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尊敬师长,与同学和睦相处。当时,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和现在的有点不同,也许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所以人与人交往往往会有所防备。记得当年,我们同在一处学习,同在一处讨论,没有隔阂与顾虑。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王选在传统的证明法之外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新方法,他高兴地告诉同学们,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王选是一个讲实话、讲真话的人。高中时期,他是数学课代表,我是物理课代表。我在学习的时候,爱看国外资料,也喜欢用外语做习题,当时他认为我“崇洋”。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又相遇了,他很直率地对我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扣上了偷听敌台的帽子!我为什么要听?是为了掌握国外的资料,那是为了工作啊!那时候我想起了你。学习外语却不能用,怎么学得好,学了又能干什么!”王选就是这样一个讲实话、讲真话的人。
从去年2月到今天,屈指算来,王选去世有一年了。但是他的身影一直在我的心中。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天隔一方,怎叫人不唏嘘?王选如何在计算机上获得突破,在汉字激光照排方面取得成就,我所知并不多。因为高中毕业,他去了北京大学,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而且专业也不相同。但是,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同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一有条件,就能生根、开花、结果,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王选和爱人陈堃銶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他们的事在同学之间传为佳话。王选因为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不幸患上了重病,陈堃銶和他并肩作战,当王选生病在床、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从上海接回北大,并和他成婚。每天,陈堃銶都要从楼下提来清水,把污水拎下楼倒掉,在生活上对王选更是百般照顾。王选因为“偷听敌台”被送进学习班,陈堃銶站出来为他辩解:“什么叫偷听?听外语广播是工作需要!”这在那个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当王选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陈堃銶总是给他温暖,给他力量,在生活上、在政治上、在工作上尽力地给他支持。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堃銶也病倒了,便血、呕吐,医生诊断为直肠癌!这对于王选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王选痛苦地说:“做我的妻子实在太苦太累了!”手术后,医生告诉他,陈堃銶太虚弱了,连她身上的癌细胞都营养不良,失去了扩散的野心。癌症终于没有转移,王选悬着的心放下了。康复期间,王选为了照顾好陈堃銶,成了真正的“买汰烧”,他下厨为她烹调,为她送饭送菜。相互扶持、相互依靠,这一对相濡以沫的模范夫妻就这样伴随了几十年。
2005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国际再生能源会议,趁此机会和北京的同学去王选家看望他,并一同合影留念,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