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

半屋花草半屋书。这就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吴传钧的书房。说是书房，倒有半间是花房，走进房间，满眼绿色；说是花房，四壁的书橱中摆满了书，硕大的书桌上也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这些都是吴传钧每天工作的必需品。吴传钧说：“博士生、博士后还是招的，杂志送过来的论文还要提评审意见，经常到外地参加评议会、咨询会，日程表上越来越满了。但愈忙愈好，愈忙我愈不显老。”

年已89岁的吴传钧神采奕奕、思维活跃。这可能同地理学家年轻时的锻炼有关。在英国留学时，吴传钧利用春夏假期骑自行车周游英国中西部，住廉价的青年旅馆，对英国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有了深切了解；回国后，一直到80多岁还一个人骑自行车上街。吴传钧说：“过去条件差的时候，我们去野外考察都骑自行车，地形复杂的地方就骑马。找不到招待所的地方我们都去考察，在内蒙古住蒙古包，在西藏住牦牛帐篷，祁连山上没有地方住，只能把铺盖铺在地上露天住。其实让年轻人吃点苦很有好处，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反而缺乏这方面的磨炼。地理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虽然现在有很多新技术，像遥感、卫星图像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不牢靠，要掌握地面实况就一定要亲自去看，有机会到外面考察，千万不要放弃，吃点苦不要紧，眼见为实。”

“地理学相对来说还不是一个热门，在我年轻的时候更是一个冷门。我为什么学地理？”吴传钧说，中学地理老师在课上介绍了 孙中山 先生的实业计划，主张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新技术来开发中国的资源，促进中国工业化。该计划主张修建铁路网，把沿海各地和内地联系起来，把铁路修到矿藏资源开发地和可以发展工业的城市；建设海港，便于外国船舶靠岸。吴传钧说：“孙中山的计划里有一张地图，说明中国的海港、铁路网、矿藏生产地、大工业城市的位置，这个设想是我国头一个国土开发规划，规划的实现要靠地理研究来配合。因此，1933年我从苏州中学毕业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考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那个时候设立地理系的大学没几个，同班同学主要考工科和经济管理，那两个专业毕业以后出路好，待遇高。可是我偏偏考了一个冷门，并且考取了，从此我就专门跟地理打交道，算来到今天已70多年了。”1936年，吴传钧进入中央大学后，仅一年就爆发抗日战争，吴传钧跟随中央大学搬到重庆。“在后方，我们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都保存得很好，但是住宿条件很简陋，墙都是竹子编的，一个大宿舍住100多人。日本侵略者干扰频繁，经常来轰炸，学校也受到破坏。虽然条件比较苦，但老师、同学都一心想好好学习，早点投入抗日战争。”大学毕业后，吴传钧继续在中央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吴传钧考中了其中唯一一个地理学名额，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远东地理。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吴传钧随即回国。吴传钧说：“当时东北和华北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我幸得留学利物浦大学的前辈、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的 林超 教授延聘到该所工作，南京解放后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从此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地理学最根本的是要懂区域，我们不能脱离地，任何生产建设都落实在地上。”吴传钧表示。中国从古以来都是用区域的观点研究地理，如《汉书·地理志》。“我国从宋朝开始修地方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根据不同的地理区划，把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地震、物产、手工业产品、人口、民族都记载下来。从宋朝到现在，我们有1万多种地方志，这是很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 干了一辈子地理，吴传钧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东北、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柴达木盆地、云南、海南岛，只要国家需要考察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吴传钧说：“有时候一个项目要连续一两年，都在外面到处跑。国家搞国土规划，我们地理学家当仁不让。”

 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

“ 丁文江老 先生说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就是研究世界和国家大事而发挥作用的一门学问。我觉得非常确切。20世纪80年代， 钱学森 先生也说，地理科学不是一般的基础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在一起的一门科学，可以为我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的一门科学，我们现在搞各种各样的建设，凡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系的都可以叫地理建设。”吴传钧说，“ 钱 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更提高了我们搞地理科学的信心。解放前我们国家地理工作者没有机会做很多配合国家建设的工作，解放以后就不一样了。比如国家对偏远地区的生产条件、资源情况不了解，今后如何开发建设？需要地理工作者做大量工作，进行综合考察；另外，国家也要修建新铁路，通过哪些地方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吸引更多乘客、运输更多资源，大有讲究。一方面要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工程最简单、最容易通过的路线，另一方面要从当地生产基础、人口密度考虑，估计今后可以运输多少乘客、物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都需要调查，地理工作者来做这个工作最合适。学科发展跟国家需求息息相关。黄河是一条多问题的河流，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集中力量搞黄河流域规划，一方面要利用黄河灌溉，又不能泛滥；另一方面要考虑通航、修水库；另外还要看有没有发电的可能性，发电要看水量、落差，没有天然瀑布的话可不可以修人工坝，等等。特别是要考虑灌溉问题，华北缺水，黄河水量虽然不如长江，但也是重要水源。一条河大家都抢着用水，牵涉到上中下游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流域规划要全流域考虑，照顾各方利益。所以地理工作者也可以参与水利工作。”

吴传钧表示，配合农业，地理工作者有更多工作要做，调查耕地情况，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性很大，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要进行农业区划。“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西德、法国考察取经，发现它们有一条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德国叫区域规划，法国叫领土规划，日本叫国土规划，虽然名称不一样，但都说了一个意思：任何一个地区都应该全面考虑发展问题，考虑如何让地区整个系统运转得更好。1981年国务院提出要搞国土规划。这个任务一提出来我们地理界高兴得不得了!这个跟我们最对口了。”吴传钧自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等专著。与此同时，他动员地理学界踊跃承担任务，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热潮。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强调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吴传钧说：“1994年，中国就提出中国21世纪议程纲要。这个事情和我们地理工作关系大，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为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经世致用没有错。建国以后不怕没事做，而是事情做不完，所以地理科学不再是一个冷门科学，渐渐热了。”吴传钧高兴地说。

谈到目前我国地理事业的发展，吴传钧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然地理科学渐渐热了起来，国家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也会经常给地理学工作者提出新任务，那还欠什么东风？我们的人才队伍要不断加强、提高。人才培养问题太重要了，随着地理学本身的发展，现在已经‘子孙满堂’了，这门科学就像一棵树一样长得很丰满、枝杈很多，但地理学科的分支太多，每个人只能抱一支小树干，不可能包办。所以我们提倡培养一专多能的干部，一专就是保证小学科里面要有一个多花力气的，另外也要考虑大树怎么发展。” 除了一专多能，在态度和方法上，吴传钧提倡治学与创业并重。“我个人的座右铭就是治学与创业并重，不仅要做好学问，对整个地理事业发展也要多出力气。不能关起门来只做自己的小专业，写几篇论文就满意了，因为这起的作用太小了。要考虑如何发展地理事业，要有这样的责任心。到大学里上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地理科学，普及地理知识，这都和扩大队伍、提高队伍素质有关系。凡是组织上让我做的行政工作，我不推辞，当选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差不多20多年了，当选了两届国际地理学会的副会长，这种工作我都不推掉，我觉得应该做。只要有利于发展地理事业，我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