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1922年10月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昆虫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她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第六、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尹文英走上科学道路受父亲的影响很深。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尹文英从小学习就很好，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一所大学，但是离家远，所以后来考取了另外一所大学。本来尹文英想读地质学，因为她父亲是地质学家。后来到学校面试时，生物系主任把尹文英的名字勾到了生物系，当年进入这个系的共12人，毕业的只有2人。

大学毕业前，尹文英陪同接待了从英国来的 史若兰 女士。当时，大学毕业后也都是自己找工作。系主任想要留尹文英做助教，她正在考虑中。 史若兰 女士问尹文英愿不愿意做她的助手，、尹文英表示愿意。之后，尹文英就到了上海，进入史若兰的实验室。她的实验室属于中央研究院。从此，尹文英开始走上科研道路。 尹文英 很幸运遇到了英 国 老师史若兰——一位单身女强人。开始工作的前两年很辛苦。因为史若兰不懂汉语，从20多岁时，实验室里的日常事务就由尹文英来管，但并没有实际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会英语的人很少，她的英 国 老师又不会说汉语，于是史若兰给了尹文英一堆英文书，让她自己看，而工作又忙，那一年是最累的，但尹文英这一年算是把基础打好了。虽然 那时尹文英只有20多岁，但由 于 老师不太理解国内的一些事务，大多数时候是尹文英帮她出面协调。虽然尹文英有两个师兄，但史若兰没让他们做。尹文英的英语一般，但口语较好，因为她一直与史若兰住在一起，以后出国参会、学术交流等都没有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对于搞科研，尹文英的决心非常坚定，从没有动摇过。最初她研究的是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等，但自 从她的 老师史若兰1962年去了加拿大后，因为在英国60岁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尹文英才开始了对原尾虫的研究——“雕虫小技”。初次到野外去采集昆虫标本，别的工作人员都有采集任务，尹文英只是跟着去看看。但巧的是那次还真的采集到了这个虫，后来所长就让尹文英先研究一下这种小虫是什么。此后，尹文英一直从事这个研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到164种，其中发现了140多个新种，应该说还是有些成绩的。尹文英在工作方面一直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遇到太多障碍。关于单位的升级和评职称什么的，她也没有刻意争什么。1956年，有一次升级，她就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写的文章作了一次报告。因为成果很多，一次连升了三级。年轻时，尹文英因为业务非常好，没有遇到什么压制，没有因为是女性就要求什么特殊照顾，也没有把自己看成女性。她从小就想做科研人员，从来就是无怨无悔。

尹文英的家庭一直在上海。她的先生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尹文英因工作需要调到武汉， 和 先生就这样分开了10年。至于家庭和事业的取舍，尹文英认为，这就看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家庭就只能放在第二位了。尹文英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10年，我每年回家一次，家务做得很一般。孩子都是我丈夫带大的，他很理解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怀着不同的信条。现在报纸上常常看到的人生信条是体现人生的价值。至今尹文英还不大理解，人生价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能这也是一门新的科学。尹文英 今年已经八十有五，她认为自己已大大落后于时代，谈不上什么“价值”!她的人生信条是“安贫乐道”，对此她自己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事实上，这也是尹文英的人生写照。在那个时代，研究人员很少有女的，大部分是男性。现在时代变化了，女博士多了。但尹文英不是特别赞成，现在有一些条款表面上是对女性照顾，实际上是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如果女性确实比男性做得好，那么就不会遭到歧视了。从政策而言，主要是小时候的教育问题，这是最关键的。说到政策倾斜，尹文英不赞成过多地照顾女性，除了生小孩要有产假外，女性要自立自强，不应要求太多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