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以此来形容今年64岁的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不无恰当。十几年来，她和学生们一起开荒、播种、耕耘，如今终于迎来科学生涯的金秋时节，花儿开了，果子也慢慢成熟。

王志珍生活俭朴，面积不到20平米的办公室，两排书柜把本已狭长的办公室“挤”成了一个过道，屋内除了玻璃茶几是花99元钱买的，其它都是她回国后从实验室淘汰的旧家具中‘拣’来的。“办公室的级别与我的科学实验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纳税人给科学家做研究的钱不能浪费，应该最有效地真正用在科研上。”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排照片：胡锦涛主席给她颁奖的照片，与恩 师邹承鲁 先生、师兄许根俊院士和师弟王志新院士的合影，还有她获得各种奖项时与其他获奖者的合影。一张世界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上标记着她曾经去过的地方。就在这简单的办公室里，王志珍十几年如一日地实践着自己的科学人生。

不惑之年真正进入状态

1979年初，年近40的王志珍幸运地得到德国洪堡奖学金，成为“文革”后较早走出国门的访问学者。她首先来到世界上成功进行胰岛素人工合成的三个研究所之一的德国羊毛所，从事胰岛素化学研究。期间她也曾到英国、美国做胰岛素作用机制的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震惊西方科学界的一件杰作。 邹承鲁 先生的工作使分离的胰岛素A链和B链正确组合起来的产率比当时国际上发表的高得多，于是确定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路线，并保证了合成的A链和B链生成有活性的天然胰岛素。上世纪80年代初，王志珍回国后参加了胰岛素合成的基础理论研究，这项工作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是“知天命”年龄的王志珍决心回国砌出一只自己的“炉子”，并把它烧旺起来。1993年初，她回国开辟了蛋白质折叠研究的新领域：折叠酶和分子伴侣。当时人们只知道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性质。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积累的基础上，王志珍与 邹承鲁 先生在1993年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发表在著名的FASEBJ杂志的“假说”栏。但是，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本杂志上明确指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分子伴侣”。这时，王志珍和她的学生们坚定地踏上了为他们提出的假说提供实验证据的艰难历程。王志珍巧妙地选用不含二硫键的蛋白质做靶蛋白，让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活性“英雄无用武之地”，成功地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所固有的，与其异构酶活性相独立的分子伴侣活性提供了最早的确切的实验证据。论文被J．Biol．Chem，(生物化学杂志)立即接受并发表在Communication(短讯)栏，1997和1998连续两年被评为国内单篇被引用最多的10篇论文之一。接着，王志珍又利用他们发现的化学修饰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特殊性质，确切区分并证实了该酶的两种活性在含有二硫键的生理靶蛋白折叠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从功能水平确认了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两种活性和它们的协同作用。论文发表在EMBO J，(欧洲分子生物学杂志)上。有关的一系列论文不断获得较高的引用，他们也多次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在国际杂志上作综述介绍。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们获奖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国内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工作不是我把我在国外时的工作搬回来的延伸，而是在国内工作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开拓，跃上新的台阶。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原始创新成就。”

做基础研究就要能坐冷板凳

“我是做生物学基础研究的，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医学上的应用。应用的突破一定是建立在长期基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因此做基础研究的人更要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坐冷板凳。”谈及自己研究的意义，王志珍表现出科学家的谨慎。

王志珍的研究领域是蛋白质折叠，蛋白质折叠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与人类健康密切有关。研究蛋白质的折叠就是研究与蛋白质特定而复杂的空间结构的形成相关的规律。现在发现，蛋白质分子构象的异常改变就可能引起疾病，例如“疯牛病”是由一种被称为Prion(朊蛋白)的蛋白质的构象改变引起的，这种“坏”蛋白可以感染“好”蛋白而进行传染。还有老年性痴呆症和巴金森氏病等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及白内障等都是因为某些特定蛋白质的折叠发生了错误而造成的“构象病”。“我们现在的兴趣更多的是蛋白质错误折叠的问题，以及分子伴侣在防止和纠正错误折叠中的作用和机制。这里有许多重要的基本生物学问题需要解决，可为治疗构象病的药物设计带来许多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能为这些疾病的治疗做出直接的有价值的贡献。”

王志珍的工作时间表是从周一到周“七”，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段。大年初一也能看到她在实验室。“做科学研究首先要努力，要全身心投入，科学家都是极其勤奋刻苦的。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很紧迫的心态中。现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二十一、二岁大学毕业，接受正规的博士生训练，再经过博士后的深造，走上自己独立的科研道路。而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没有经过博士阶段的训练，快四十岁了才开始有机会去做年轻人二十几岁就做的事情。我们失去了最富创造性，最有精力的10年。一旦有机会学习和工作，我们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有一种拼命追着时间奔跑的感觉。”

王志珍对研究生教育极其认真负责，她认为博士生应该树立热爱科学和服务社会的观点，通过一个题目研究的全过程得到科学精神、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科学语言和文字表达等全面的培养。她以身作则，从打扫实验室开始，到选题、实验设计、学术报告都和学生一齐进行，至今她的每篇论文她都是从头到尾亲自撰写，一篇论文通常修改几十遍后才投出。她的学生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优秀奖，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等：她本人也因此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在物质和功名诱惑越来越多的今天，她仍然坚信有一大批真正有志向攀登科学高峰的优秀的年轻人，她愿意做他们的铺路石。

告诫自己不要“靠虚名过日子”

虽然在外人看来王志珍十分成功，但她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那一代科学工作者中极其普通的一员。她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考虑今天人们常说的家庭和事业哪个应该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一贯教育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家庭和个人是应该服从组织和工作的，后者总归是第一位的。当然，做研究，兴趣还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兴趣，肯定是做不好的，有了兴趣，慢慢地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做科研的人普遍都有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态度”。“我特别敬仰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他们热爱科学，一辈子兢兢业业做研究，教学生。他们严于律己，也不懂得今天人们热衷的所谓‘享受生活’，做人高风亮节，而且有着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和修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远远不及的。”

对于一位女性科学家的卓著成绩，她的回答多少使人有点意外，“说实话，我确实很少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女性。我成长的年代，所接受的教育是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对自己严格要求，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我被选上院士后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大家对院士的要求更高，而自己的年龄在增加，精力和创造能力都不如以前了，但荣誉却好像多了起来，所以我老是有危机感，只能更加努力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