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8日，是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诞辰100周年。王淦昌院士是献身祖国核科技事业的一代先驱，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无私奉献、精忠报国，堪称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隆重纪念这位为新中国核物理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两弹”元勋，缅怀他的伟大贡献，追忆他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一代，学习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求实、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出新的辉煌。】
王淦昌院士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一）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从师于杰出的犹太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在柏林郊外一个名叫达列姆的小镇上。大城市的喧嚣，现代生活的繁华与这个宁静的学府几乎毫不相干。
王淦昌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晚上10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出围墙回到自己的宿舍。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王淦昌在德国留学的四年里，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原子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迅猛发展，电子、正电子、人工放射性相继发现。这些进展在德国物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一颗爱国之心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当浙江大学撤迁到大西南以后，他还为学校开设了一门大学里从来没有的课程——军用物理，以便为抗日服务。
1941年，贵州一座山镇，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简陋平房里，在微弱的菜油灯下，王淦昌和他的同行、学生热烈地讨论着，艰难地进行探索。他们设想了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基本粒子家庭中最神奇的中微子存在的方案，为解决“中微子假设”这一世界核物理领域里的著名难题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里，他根本没有条件来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寄往美国，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仅仅过了半年，美国科学家阿伦就根据他提出的这个方案，确切地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这一重大发现，成为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人王淦昌的名字也因此写进了世界性的原子核理论教科书。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时，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
（二）
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划建设这所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从1952年1956年，
1961年，王淦昌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究，奉命研制核武器。他深深地意识到：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隐姓埋名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４时５９分４０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１０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１０倒转到０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全球性影响还没有散去，中国人又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了：
1984年西柏林自由大学黑克尔曼校长授予王淦昌“金博士”的荣誉证书，他称王淦昌是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骄傲。
1999年，王淦昌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三）
1978年7月，王淦昌回到了阔别17年之久的原子能所，并担任了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王淦昌担任所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与此同时，还亲自出面邀请梅镇岳、黄祖洽、李林、王乃彦等科学家回所或来所工作。1981年12月，王淦昌等联名上书给原二机部刘伟部长并转张爱萍副总理，建议立即着手在原子能所办研究生院，并设二机部各方面专业所需的研究生课程。1985年，核工业部依托原子能院正式成立了核工业研究生部。
101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成功，是王淦昌任所长期间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这项工程先后获得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79年4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批准在原子能所增建从美国引进的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王淦昌对如何利用好这套设备极为关心，他积极支持关于多安排一些束流管道以更好地利用串列加速器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的建议，并建议成立学术委员会审查、选择优秀题目开展研究工作。经王淦昌与钱三强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1988年12月，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正式成立。多年来，利用这台加速器，原子能院的科研人员在重离子核反应、加速器质谱计分析等多方面做出了优秀成果，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淦昌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为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做了重大贡献。1964年，王淦昌和前苏联巴索夫院士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1978年9月，
1981年，王乃彦小组设计建造的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建成，1982年开始打靶实验。1985年，王淦昌先生又及时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经过不断改进，到1996年初，我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英、日本、前苏联之后具有百焦耳级氟化氪激光器的国家。
王淦昌不仅重视基础核科学研究工作，也十分关心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同位素生产。经过多年的探索，原子能院已经形成了以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为主导的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王淦昌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他是最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我国的核电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
（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王淦昌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坦率真诚。
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平等热诚，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他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经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十余位。现在国外的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王淦昌曾担任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以来，以自己对中华民族的巨大的贡献以及崇高的人文风范，影响带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九三学社成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积极围绕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建言献策，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淦昌院士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财富，他那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以民族振兴、祖国强盛为己任，愿“以身许国”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卓越的科学成就，深邃的科学思想，敏锐的战略眼光，崇高的品德修养，为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杰出典范。他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人，学习和发扬以王淦昌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求实、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出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