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谢小军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中指出，药价虚高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药养医”体制是造成药价虚高的关键因素。一是“以药养医”体制使医院、医生既是药品主要的终端供应者，也是这个特殊“商品”成交的受益者之一。由于供应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加剧，价格扭曲严重。药品生产经营商则迎合了医院的这种利益需求，纷纷在药品品种、规格、包装等方面做价格文章，共同推动了药品价格大幅度上升。二是“以药养医”体制促使公立医院过度市场化。医院合法的“顺价作价”机制不能控制在合理范围，致使医院逐利行为日趋严重，是公立医疗机构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公正、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原因。三是医院药房及医生处方成为决定药品占领市场的关键环节，给行贿受贿，进高价药，开大处方留下了体制性缺陷，诱导了医、药两个行业的不正之风，致使失德行为频繁发生。目前，公立医院50%左右的运转费来自药品利润，但伴随这个收益，有大量的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并存的）利润以回扣、受贿、医药代表的工作费用以及流通多环节的运转费用等方式出现，成为社会的赘生成本，最终由患者负担，让群众花了大量不该花的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行“医药分开”改革，减少药品流通中间环节，割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生产经营商的利益连结。

发言认为，“医药分开”必须把握两个原则。一方面，卫生事业作为政府的公益性事业，不该由药品利润供养，而应由财政投入予以保障，以维持公立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保证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同时，也让医院、医生“解放”出来，不再承担经济压力，使其主要关注于为患者选择有效并廉价的治疗方式和手段，成为患者的“健康和利益卫士”，而不是药品生产经营商的“推销员”和“利益同盟者”；另一方面，药品生产流通必须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药品质量和价格优势实现优胜劣汰，而不是靠给医院、医生提供最大的利益回报作为占领市场的主要手段。

发言认为，“医药分开”后医院原药费的收入部分，可由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来部分抵付，再适当提高医疗服务收费予以弥补。这样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回扣和行贿受贿行为，减少大量医药代表的工资收入及活动费，降低药品流通环节的运转成本。这从社会总福利、经济总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由于“医药分开”改革的涉及面广，难度大，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难于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目前多项相关的改革均尚未把“医药分开”列入，但此项改革不可久拖，更不可方向不明。

发言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由于该项改革困难极大，涉及经济社会多方面的体制，因此应当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统一认识，集合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及层面的精力，尽早研究，尤其是在试点试验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国情的“医药分开”后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流通运行方案、改革的步骤及配套措施等。第二，正在推行的医疗卫生、药品流通等领域的单项体制和机制改革工作，要与“医药分开”改革大方向兼容，不能因短期改良目的造成对“医药分开”这个根本性体制改革的新障碍。第三，做好舆论准备，使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和参与“医药分开”改革，也使医、药行业在自身发展中有心理准备，促进其主动地提前进入情况，作好企业或机构运行机制的预调整，以避免“医药分开”改革实施时，带来过大的社会震动，减少改革的阻力和不必要的成本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