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3月6日联合举办2009年两会系列访谈第三场，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社员、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学校校长王元成应邀就农民工对撬动户籍制度坚冰的期盼、给孩子平等受教育权、如何改变户籍绑定高考等政策问题进行探讨。

“说起户籍制度，我深有体会。”王元成回忆，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自己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花了1万多元买了全家3口人的城镇户口。为什么这样？因为孩子要在城里上学。他刻骨铭心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孩子填表格，上面填山东省泰安市绵阳县城关镇大屯村”，当时，老师看到表格，恍然大悟地对孩子说：“哟，乡下人啊！”他从老师的话里感觉到，城里人和乡下人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当时自己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拿出了1万元买了城市户口，“就为不让孩子受歧视”。 说这番话时，王元成代表眼里含有泪花。

一位专家曾说，户口本身就是人口登记的功能，是附加在户口上的福利把户籍制度搞复杂了，是教育、劳动、计生、卫生、人事等部门，将其管辖下的福利附着在户籍身上，因此，户籍改革，要从剥离户籍的这些福利功能做起。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当时，由于“大跃进”以及后来的3年困难时期等因素，产生了户籍制度，伴随户籍制度而生的，是公安机关掌握的暂住制度、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政府掌控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

“户籍制度的产生，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王元成说，一个农民要离开所在地，要带着介绍信，到另外一个地方，要申报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可能面对被收容遣送。之后，几乎所有部门的管理行为，都依托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管制之上了。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布票、粮票、肉票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收容遣送制度直到2003年，被收容者孙志刚死后，才在举国舆论关注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光到了2009年，王元成发现，“我有不少亲友在城里打工，他们的孩子就在城里出生，在城里上学，可是快到高考了，却被告知，要回到老家报名参加考试。孩子有很多不理解——怎么我在城市里待了18年，为什么要跑到要坐3天火车的偏远县城考试？！“并且，由于不同省份的教材、教学差异，这项规定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孩子的高考权利。”

因为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影响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被社会所诟病。然而，当前有一种普遍现象是，教育部门要求就近入学、按户籍辖区管理，但实际上这一举措导致大量的择校费、借读费的产生。结果，明明教育部门强调不允许收择校费，但这种事情大量存在，造成教育信用缺失。这几年国家很重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问题，特别是这一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动：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里，由当地政府承担他的学习，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

面对国家的政策，一些地方的学校会表示：行，你是外来农民工的子女，我们不收你学杂费，但学校需要赞助费、捐资助学费。这些数额动辄就是三五万甚至十几万元。“农民工兄弟本来衣食住行都已经比较困难了，孩子上学要拿几万元交所谓的赞助费，这是极大不公平。

2004年，王元成曾经呼吁我国制定《公平教育促进法》，他在议案中写道，孩子本身没有错，他们不懂什么户籍政策、户籍制度，但为什么同在蓝天下，城里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而农民工的孩子只能去打工子弟小学。王元成说，“我担心，孩子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会不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伤痕和疮疤，这样的影响，会持续几十年难以弥合。”

今年全国“两会”前，中国青年报曾发表《孩子在户籍的藩篱中苦苦挣扎》、《教育有公平，户口没意义》等评论。提出，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问题推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随父母亲来北京生活十几年，但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却被挡在门外。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有人提出的办法是，义务教育阶段，将全国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经费算好，由中央政府发放教育券，孩子走到哪里，经费跟到哪里。而在高考阶段，取消户籍绑定方式，改为学籍制，有的城市会说，其他地方的孩子都来我这考试怎么办？其实，即便在维持现有高考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考生比例来确定高校招生名额，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王元成说。

最近，国家下发通知，专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到除了几个直辖市以外的城市，公安机关都应该给予办理落户手续。“落户的条件放宽了。过去，专科生落户到省城或者较大的城市，是几乎不可能的事。”王元成说。

王元成希望，大城市要有胸怀，应该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包括生活福利、社会保障，进行统筹安排。“下一步，我会多做调研，及时提出议案、建议，让所有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王元成说：“这是我们代表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