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涛说，去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但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固。建立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要继续加大对主产区的支持力度，正确处理粮食安全与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关系，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

张涛就此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大对主产区粮食直补力度。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补贴标准倒挂是我国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我国粮食直补资金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该基金筹集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由于主产区财力有限，而主销区财力雄厚，补贴标准差别很大。如上海为每亩70~80元，北京每亩60~70元，而主产区河南仅12元，这不利于调动生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也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建议根据粮食消费量和生产量的差额，从东部发达地区的主销区，筹集一定的资金上缴中央，再转补给粮食主产区；同时增加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扩大中央财政补助比重，提高主产区粮食直补标准。中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居于重要地位，应结合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加强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重点打造中部商品粮基地。二是推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我国粮食生产的特点是小规模分散经营，要提高效益，必须促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首先，粮食直补增量要向规模种植农户倾斜，提高规模经营农户的补贴标准，鼓励农民规模种植。其次，完善良种补贴制度，实行向种粮农民免费供应良种政策，加大对粮食区域化种植和品种结构优化的调控力度，促进种粮农民节本增效。再次，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由于种植规模小，农户家庭中一般都安排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和老人侍弄农活。缺工带来的田间管理不到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两成以上。建议扩大农机购置补贴规模，提高生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此外，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应专项补贴。鼓励农民合作组织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引进新技术等，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使农民在不改变家庭承包性质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或销售环节的合作获得规模效益；针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欠账多的问题，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县的奖励资金，提高奖励标准，调动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三是通过加快主产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加快主产区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起步晚，正处于发展阶段。发展工业必然面临工业与粮食生产争地问题。当前，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较多，农业产出潜力还很大，加强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粮食亩产，可减轻土地压力，增加建设用地供给，缓解主产区粮食安全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统筹考虑未来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对现有粮食生产基地县进行重新认定，确立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和政策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农业产出特别是粮食产量持续增加。采取有差别的土地政策，支持中部主产区城镇和工业用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四是综合运用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培植粮食增产和粮农增收的市场条件。将粮食生产资源引向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城乡非农产业的过程，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培植粮食生产优势的过程。随着资源流向粮食以外的领域，粮食供给量会减少，粮食价格会升高，粮食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步增大；农用土地具有多宜性，在种粮无利可图时可退出粮食生产领域，在粮价上涨，种粮收益提高时可再投入粮食生产；外出务工使农民由粮食生产者转为消费者，外出务工的规模大，对粮食的需求就旺盛，种粮的收入就会多。农民外出务工还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种粮相对于经济作物或外出打工明显省工省时，农户多倾向于选择“经济作物+粮食”或“外出务工+粮食”的经营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和外出务工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民增收，也可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主产区应继续坚持农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大方向，多元化促进农民增收。要区分口粮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政府力量要集中用于保障口粮安全，增强政府作用的针对性；要树立“大粮食”概念，综合考虑粮食及相关食品的价格变化，选择好政府力量介入的时机和力度；对粮食问题不能反应过度。粮食调控的最高限度是“紧”平衡，而不是越多越好，要掌握好这个度必须让市场来发挥基础性作用，允许粮食价格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调适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