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副主任黄鸿翔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中说，我国农民人均耕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小，是造成农业产量高而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尽管我国城市化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低水平。大力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村人口数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我国现有人口13亿，其中农村人口9.4亿，到2030年预计有15亿人口，如按城市化率60%计，农村人口还有6亿，有超过5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来。如果城市化率提高到67%，在2030年保留5亿农村人口，使农村的户均经营规模达到1公顷左右，与目前台湾和韩国的户均经营规模大体相当。这样较易实现小康目标，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就要达到6亿多的规模。

发言指出，我们曾经一度希望通过发展小城镇，使农村人口主要向小城镇转移。但是现实的转移却并没有随着我们善意的主观愿望进行，人口的流动主要是趋向那些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的地方。现在的大多数小城镇缺乏就业岗位，农村人口仍然主要流向了大中城市。可是，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对农村人口的流入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只愿意接纳一些短期工作的农民工，而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及其家属成为城市居民，成为与原有居民平等的城市成员。因此，我国现在形成了大规模的离土不离乡的、流动的农民工队伍，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影响了农村发展。农村的壮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老弱妇孺在家务农，虽然农村居住人口减少，但是承包土地的农户数量并无大的减少，土地仍然无法集中，经营规模无法扩大，农业经营效益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出现了大量农户经营管理水平下降的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此外，壮劳动力外出，老弱妇孺留守农村，也带来了一系列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留守老人的养老等。二是不利于城市发展。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得不到城市的合理安置，缺乏归属感、稳定感，当然更不会有主人公的感觉，这样势必给城市带来了许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难题，妨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巨大的流动性使农民工得不到稳定工作，城市也得不到稳定的劳动力来源，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的民工荒给城市生活与经济带来了不小困难。三是给我国紧缺的资源带来了沉重压力。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使我国的交通运输系统陷入困境，也给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增加了土地利用的不合理性，如果农民能够大量转移成为城市居民，一方面可以使耕地集中，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农村的居住用地，这是我国唯一的稳定耕地数量的途径。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占用耕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又缺乏可垦荒地来补充耕地的减少。我国农村居民点的占地标准是人均150平方米。而据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农村居民点的占地是人均200平方米甚至更多，城市的人均占地标准则是100平方米。农民进城以后，每人占用的土地将要减少50～100平方米。如果从农村转移5亿或6亿人口进入城市，按法定标准，农村可以减少250～300万公顷居民点用地；按实际人均200平方米的占地计算，可减少500～600万公顷。这些节余的居民点用地绝大多数可以复垦为高质量的耕地，如果有70%能够复垦，其总量为175～420万公顷（2625～6300万亩）。但是，现在的做法却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城务工农民不仅继续承包耕地，使耕地的经营规模不能扩大，同时还在继续占用农村居民点一部分土地资源的同时，在城市再占用一部分土地资源，各个城市在规划时都不得不考虑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而规划土地的占用面积。这种双份占用现象使得紧缺的土地资源更为紧缺。

发言认为，应实行农村人口转移“离土又离乡”，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完全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现在这种农民“离土不离乡”、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策略，虽然暂时减轻了城市压力，但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紧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发言就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国家要做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规划，根据不同城市的资源承载力和接纳能力，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二是逐步放开户籍、就业等方面的各种限制，使那些在城市有了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够真正成为城市户籍居民，在城市中安居乐业。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牵涉到许多政策性问题，如土地流转问题等，需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及早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