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韩忠朝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中说，当前，商业贿赂行为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中，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敌。应该看到，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已经存在较长的时间，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按照现有法律惩处的尺度，涉及的人群数量不可低估。惩治商业贿赂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从而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律是根本，人的素质是核心。人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高水平、文化发展高品位、人的发展高素质，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这些都离不开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操行。

发言指出，道德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文明素质的核心、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长河中，流淌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孔子、孟子等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那个时代需要的道德观。直到近代，“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等高度浓缩的道德观念还高悬在各种公共场合作为人们推崇的信条。一些长期流传在民间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准教科书方式广为传布，如《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再如，“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道德箴言传颂千年。再如，“社会权利我分享、社会责任我分担”，“助人为乐、人乐我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无规矩不成方圆、守法纪才有安定”，“以诚待人，以信交友；无诚不合，无信难行”等等既吸收了传统的思想、观念、语言，又体现出一定时代意义的道德风尚。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强调了政治思想品质，强调了革命传统教育，但忽略了个人的修身养性，缺乏个性化基本品质要素教育，如“孝”、“自律慎独”、“互相尊重”、“善”、“诚信”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传统道德又与新的现实发生着激烈碰撞，进行着一场深刻变革。由于过去曾发生在我国的一些政治失误极大地冲击了传统道德观念，一段时间内人们的道德观念教育出现了断裂和缺失，延续至今，以至现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大量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又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的多样化、经济利益赋予人们新的价值观，使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更具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和挑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越来越高。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与人们的道德修养分不开。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优秀道德传承失去了机会，价值观也忽略了民族优秀道德遗产。

发言指出，，道德和道德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人们依据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以推动社会进步。人的道德修养、道德水平是随着时代而进步，伴着文明而提高。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换句话说，没有道德的社会也就不是和谐的社会。如果和谐社会必须有道德作为基础，那么道德的标准就必须有界定。客观地讲，道德水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即通过知识的积累，提高自身的修养，形成崇高的道德情操。我们国家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程度的偏低造成人们对道德认知产生差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道德标准的取向会有所不同，当然这有别于淳朴的道德观念。一个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道德水准。另一方面，社会对道德的要求，即通过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形成被社会认同的道德标准。不管人们文化程度的高低，社会应有必要的机制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道德行为除来源于自我认识，还要受到被社会认同的法制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抑制道德水准的提高，而是限定不道德的行为发生。

发言指出，人们良好的道德行为对构建和谐的经济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和谐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准体现为社会公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不良行为的抨击，都会形成社会公德，成为人们遵循的信条。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德是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在众多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冲击下，这种标准在我国难以实现。比如当前考核官员的业绩标准往往掩盖了官员个人的社会公德水准。个人生活在特权的基础上不断超标，以至到“巨额不明资产来源”的问题产生时，官员的腐败已成事实。一旦社会公德遭到破坏，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念就会失去公正、公平，以致造成道德标准的混乱，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如弄虚作假、贪污腐化、私拿回扣、诬陷诽谤等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一种社会潜规则，直接对人们的道德观形成冲击，使人们极易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反映，造成道德水准下降。对政府工作的不作为、行政部门办事的低效率和社会上时有发生的违法违纪现象都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影响，甚至对道德标准产生怀疑，导致道德标准的无序化，使有些人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方面可以不考虑道德标准，没有道德的行为和观念居然可以大行其道：“人家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没有不贪的，我怕什么”、“人家办事有人，我为什么这么倒霉”，类似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数，说明无序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加州的一家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PC）和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由于该公司在中国某地的子公司在过去曾经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因而被罚款480万美元。这是继美国朗讯公司涉嫌在华贿赂中国官员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照收取美国公司贿赂后，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的又一案例。曾经在华工作的伊桑·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业、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许多跨国公司就开始面对美国公众的责问，他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如此没有原则，而极端的说法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中国的环境身上。葛特曼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极致的批判，认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将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自己的企业道德文明，“入乡随俗”，去接受中国的游戏规则。事实上，美国公司并不是生来圣洁，许多著名的世界500强公司都曾经在海外进行贿赂活动，因而催生了1977年颁布的《海外反腐败法》。有外方官员感慨道：“现在很难让我相信，一个外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同时保持手脚干净。”这话说得有些刻薄，但并非毫无道理。其实，不只是外国公司，一些在中国获得成功的中国企业，有的也采用过各种行贿手段，可以说，企业通过行贿争取更多方便，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成了潜规则。这种潜规则能得以在我国广泛存在，说明了社会道德风尚的丧失。这些事给我们的一个直观印象是，美国法律对于美国公司在中国从事行贿活动严加处罚，而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因法治不完善和道德风尚缺失而出现的行为？令百姓拍手叫好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终于决定采取更有力措施惩治商业腐败，这将埋葬这种令国人难堪的潜规则，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正常渠道。市场竞争的关键是公平，而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当事人的道德规范。

发言强调，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水准的高低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它自身的阐释。道德修养好、品德高尚的人不仅具有儒雅的风范，而且对人、对社会都会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和谐的程度。缺乏道德修养的人往往对人、对社会产生偏激情绪，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产生。道德水准高低与否除了受教育的程度对其影响外，社会环境对道德取向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需要道德水准不断的提高，同时社会本身也会影响道德水准的提高。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需要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引起老百姓不满的事少了，社会的公平、公正确实做到了，人们的道德观才能逐渐提高，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所以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人们从舆论上对道德观念大力弘扬。当前的教育制度也使得我国青少年在个人道德修养教育上有所不足，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道德启蒙和深入持久的教育，使公民追求成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受人尊敬的人。同时还应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好和谐社会，才能推动社会道德的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