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原主任贺贤土院士曾多年在王淦昌领导下工作，深受先生的影响，也深得先生的青睐。在纪念王淦昌诞辰100周年时，贺贤土谈起了他记忆深处的王淦昌的学术威望、为人以及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先生的录像影响了我事业的选择

贺贤土原本酷爱文学，喜爱音乐，并拉得一手好二胡。但在1956年，贺贤土就读于浙江宁波中学高二时，国家急需人才，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宁波中学组织学生干部，集中介绍国家发展需求，请老师讲解半导体、核聚变等物理知识。在一部录像片中，学校介绍了王淦昌在前苏联讲课的情形，特别提到了核聚变，如托卡马克装置等。在录像中，贺贤土第一次看到了王淦昌。王淦昌很善于抓住年轻人的心，物理课讲得十分生动，过人的学识令贺贤土非常佩服。对文科有浓郁兴趣的贺贤土，最后在高考时还是决定考理科，并顺利进入王淦昌曾任教多年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贺贤土与核物理结下了终身之缘。

贺贤土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时，没想到王淦昌就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不同的是，王淦昌作实验研究，贺贤土作的是理论研究。在讨论问题时，王淦昌对年轻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给予支持。

百鸟在林  不如一鸟在手

贺贤土认为，王淦昌不仅是一位威望很高的科学家，还善于协调与组织。为进一步推动激光核聚变事业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淦昌知道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优势是高功率激光技术，而当时的二机部九院在激光聚变能物理研究方面有优势，他建议中科院上光机所和九院开展合作。因为，激光核聚变需要多学科合作，如在靶物理理论基础上，需要制靶、研制驱动器，并进行诊断，最后开展靶物理实验。由此王淦昌提出，“合则成，分则败”，“瞎子背瘸子”的观点，强调中国搞激光核聚变研究只能用一个牌子，即“中国牌”。

在王淦昌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以后的实践表明，当时的联合实验室后来为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开始了“神光-I”激光器的设计。该激光器80年代后期建成，1994年退役。虽然光束质量不理想，但它开启了我国利用高功率激光器进行物理理论、实验、诊断、制靶、整体研究的时代。在“神光-I”上我国物理学家作了多项实验，其中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第一次测得了热核聚变中子。

王淦昌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事业是被国外封锁的，要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讲话中谈到自力更生与引进的关系时指出，“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中，他要求坚持自力更生精神。他和王大珩院士向聂荣臻元帅报告“神光-I”建成时提到，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得到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92年，李政道问王淦昌：“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王淦昌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个想法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后来还成为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ICF)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使人类有可能彻底解决聚变能源问题。另外，据很多从事实验物理的技术专家介绍，王淦昌在实验方法方面经常有自己的绝招。

核试验中为士兵健康呼吁

1969年，我国开始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在一次探察地下情况时，经常在实验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发现，带电粒子探测器不断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王淦昌意识到洞内一定有问题。通过检测分析，洞里含有损害健康的氡气，而且远远超标。当时，很多解放军战士和实验人员在洞内操作。王淦昌十分痛心，立即向相关领导报告。他呼吁，要保证战士的健康。由于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有些上级领导不尊重科学，反而批判他的呼吁是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王淦昌不为所吓，坚持科学，坚持自己的意见。

“王淦昌关心同事、下级和后辈的事例很多。在核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人，只要谈起王淦昌无不肃然起敬。”贺贤土说，王淦昌有一次在辽宁认识了一位航天部四川某单位的科研人员，得悉这位研究人员患了癌症后，马上写信给予安慰和鼓励。在病榻前，这位科研人员让爱人连续念了几遍，感动地说，“先生那么忙，还抽空给我写信，那么谦虚。我这辈子能结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蔼、谦虚谨慎的老前辈很幸运。”

贺贤土感慨地说：“一个科学家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兴衰密切联系，王淦昌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测量中微子的方案，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只好发表论文，最后让外国人用他的方法测到了中微子，使诺贝尔奖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他1964年提出的激光核聚变思想是在旧中国，则也会与测量中微子出现同样的命运。只有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激光核聚变这样一个大科学工程才会得到国家重视，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中长期规划中成为重大专项。科学家个人才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家才能兴盛。王淦昌一生扎根国内，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深刻体会国家强盛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