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甲11号，李四光纪念馆，那个静谧的院子，那尊昂头静卧的金牛，那一排排古朴的书橱，墙上那一幅幅微笑或沉思的照片，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盼回它的主人——邹承鲁。他就这样走了，扔下他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扔下他的与科学腐败作斗争的事业，扔下他的亲人和学生……
与时间赛跑
直到10月份，最后一次发病前，83岁、常年患糖尿病、摔伤后腿脚不便的邹承鲁还照常拄着拐杖上班，只有周末才在家休息。“夏天，他上午去单位，查资料、找东西都比较方便，冬天太冷就下午去。”今年8月17日，记者在李四光纪念馆采访了邹宗平——邹承鲁和李林的独生女儿。邹宗平说近两年父亲身体屡遭挫折——2003年查出淋巴癌；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倒在地上；2005年在家里不小心摔断了腿；2006年6月病发住院；10月由于淋巴肿瘤压迫心脏主动脉和主静脉，医生建议他做化疗——但他一直都很坚强勇敢。
6月7日，记者去北大医院采访邹承鲁。推门进去，邹承鲁正在笔记本电脑上阅读女儿拷过来的最新网络文章。当时正值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他极其关心院士大会的情况，但因为医生不让出院而没能出席。他很苦恼医院不能上网，急切盼望出院。 “先生经常是把想法口述录在一个小录音机上，我来整理，然后他再修改，最后投出去。《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研究生培养问题》等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走的前几天，还琢磨着写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可惜没能写成。”秘书刘江红在邹承鲁身边工作已经有13年，说话时眼圈通红。邹承鲁的学生、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说：“邹先生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太用功了。他一直持续追踪科学前沿，特别是生化领域的进展。每周四《自然》杂志上网和每周五《科学》杂志上网，他都要下载下来看。不久前，他还在说'这两期的Nature我还没看呢’。我特别惭愧，我这样一个健康的、还在研究一线工作的人都没像他这样坚持追踪前沿。” “爸爸老是没时间，几乎很少锻炼，只是医生交代他要多走动，他才坚持走几圈，偶尔打打太极拳，但生活很有规律。”邹宗平说，“我们家亲戚极多，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少跟他们来往。有时候，有人找他开一些不重要的会，他就让我们替他推掉，因为他愿意把时间用在思考科学问题、做科学研究上。”“以前，先生刚到上海生化所那几年，周末常应邀和几个同事一起打桥牌，一边谈谈学术问题。后来感觉太浪费时间，就很少打了。”邹承鲁的学生、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根俊说。
邹承鲁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从1951年回国到“文革”结束的25年中，能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半。
凭兴趣做研究不要老想着得奖
在外人看来是枯燥的实验、艰苦的思考，在邹承鲁看来都是兴趣盎然的事儿。他认为兴趣是第一位的，有了兴趣才会努力干，持之以恒。
由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3位院士创建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连续三次被评为A类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实验室首任主任的邹承鲁始终强调，这里是做科学研究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论是诺贝尔科学奖还是其他的科研奖励，都是社会对科研成果的肯定，获奖不能成为科学家的科研目的。一味追求奖励只会使一些科学家变得浮躁，追求经济利益，大做表面文章而忘记科研工作的本来目的”。 “如果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科学家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做好。为了名利一定是做不好科学的。如果你真是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也许有一天真能有大的发现。”
你们做好了工作就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许根俊、王志珍、王志新、王恩多这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邹承鲁的学生。但邹承鲁认为在教授学生、与学生共同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学习很多。他的一篇谈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文章就叫《与学生共同工作半个世纪》。
“他对学生很严格，喜欢追根问底，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他就接着追问你为什么，让你去思考，直到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有一次，一名学生准备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中涉及的数据比书上列出的数据高出了1倍，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可在论文发表前，邹承鲁突然发现问题：数据之所以高出1倍，是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邹承鲁首先批评了自己。”许根俊说，邹承鲁喜欢临睡前读一段书，以帮助入睡，“邹先生喜欢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文侦探小说，觉得这种小说能训练思维，也把它们推荐给我们，不仅有助于提高英文水平，也能促使我们思维更严谨，特别是当一切证据都指向某个结论时，一定要谨慎，不但侦破案件应该如此，做科学研究更应该如此”。 “他对学生的指导非常具体——我在他北京的实验室做过几次实验，在他的指导下，一次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他自己能力很强，也要求学生一丝不苟。他在写了《我的科学之路》一书后，就寄给我一本，告诉我怎么做科研、怎样写论文，很具体。每次我问他过生日希望收到什么礼物，他总是说你们做好了工作就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王恩多说自己每次做了出色的工作，都要向邹承鲁汇报，邹承鲁也会发电子邮件祝贺她。 学生范映辛在《悼念我的老师邹承鲁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先生对我们在学业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实验设计、操作、记录到数据的整理解释、论文写作都亲自指导，一丝不苟。先生在实验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全面训练。” “先生一直对我们说，不要到处去开会、拿课题经费去'公费旅游’，要做出好的工作让别人来邀请你作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开会也要有选择性，否则浪费时间、浪费钱。先生告诫我们，成果是做出来的，不要去拉关系走后门。”王志珍说。
邹承鲁用自己获得的奖励向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捐赠设立了“邹承鲁基金”，奖励每年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鼓励科研人员做出有意义的工作。
与科学腐败的一次次战役
“您不仅思索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您关心整个科学界的发展，特别是科学道德、科学伦理问题，而且经常是直言不讳。”6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看望邹承鲁时说的这段话，是对邹承鲁与科学腐败斗争的肯定。
1981年10月5日，邹承鲁与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4位院士联名在《科学报》(《科学时报》前身)上发表题为《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文章，是邹承鲁第一次站出来谈科学腐败问题。那时，他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不久。那次持续一年的讨论是建国以来科技界第一次自发探讨自身的建设问题。 1993年，邹承鲁等14位院士呼吁尽快制定《科学道德规范法规》。 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对科学腐败的主张，邹承鲁20多年来为此呕心沥血。2003年，邹承鲁出版了《维护科学尊严，探索科学真理》一书，书中收录了他20多年所写的杂文，大部分都是为我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抨击各种科学腐败现象的言辞。
为了让中国的科学事业能够更加健康地发展，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邹承鲁把伪造学历、抹煞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和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同时归入科学界七种违规行为，称为背离科学道德的“七宗罪”。
核酸风波、“基因皇后”的炒作以及人体器官克隆等，邹承鲁一次次与科学腐败作斗争。他常常引用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科学上的评价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成功不能一蹴而就。
“我不想接受那么多采访，但出于科学家的责任，你们媒体给我这个机会，宣传一些我的见解、我的主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我一个人的力量，绝对很难扭转这种风气。况且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都不说，事情就会更糟。”邹承鲁在生命后期，不能再做一线的研究工作，就开始花些时间接受媒体采访、去论坛作报告和写文章在媒体上发表，“我想让后人知道还曾有人说过话，作过努力。就像马寅初先生一样——当然我比不上他，只是想让后人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
把对亲人和学生深深的爱埋在心中
邹承鲁和李林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但半个多世纪来相濡以沫。“以前，他们总是在一间房间看书，两个书桌，两盏台灯，各干各的，看累了就看看对方。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写出来的。”邹宗平说这个画面很温馨。
李林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独生女儿、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对我国原子能科学和高温超导研究都有重要贡献。2002年，李林逝世后，骨灰埋在了她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院子里的一棵树下。邹承鲁生前也希望自己能伴随一棵绿树，永远留在他工作了一生的上海生物化学所和北京生物物理所。
“爸爸爱好很广泛，特别喜欢古典文学，还爱好欣赏古典音乐。以前我们家有好多唱片，后来变成了CD，他经常放。我大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跑过去跟他说，不要放这些杂音，那时候他非常不喜欢听。后来，听着听着他也跟着爷爷变成了古典音乐迷。”邹宗平回忆说。
邹承鲁非常喜爱两个孙子，家中、办公室里摆满了他们不同成长时期的照片。“爸爸嘴上从来不说，但我知道，他把爱埋在心中。”
“11月初，我从上海到北京看他，那时候他在住院，还没有化疗。我不善于谈家常，就跟先生说，我陪你坐坐。后来，他小便失禁，平平说请我们出来，先生说不要紧，都是老学生。以前，先生不大把这些东西流露出来。可是他很清楚，见一次少一次。”许根俊说。
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也表示把对邹承鲁先生深深的热爱埋在心中，把他没有做完的事做下去、做好。王志珍说：“他永远在我们心中，他仍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做好了，他向我们微笑。”
“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会永记史册，他树立的科学典范和高尚情操会永远激励后学，代代相传。”范映辛以一幅挽联寄托对先生的崇敬和悼念：
献身科学半世纪，累累硕果，大师风范为楷模；
痛恨腐败七宗罪，铮铮直言，赤子忠心照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