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等机构，提前变现、每月获得一定资金，从而拥有一个更高生活质量的晚年——“以房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的“养老方式”。

“退休前人养房，退休后房养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如此解释“以房养老”，他于2006年全国“两会”提出《关于推行‘以房养老’的建议》提案，引起热烈讨论。

两年间，金融机构、企业乃至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试水“以房养老”模式，然而步履维艰。它是否适合国人？有哪些优势？应如何操作？赖明认为，“以房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决不能因噎废食。 

一种成熟的融资方式

赖明指出，“以房养老”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主要表现方式为“反向住房抵押贷款”(还有如售房养老、房产置换等形式)，在60岁之前，通过储蓄存款、按揭贷款等形式购买住宅，并在60岁之前还清房款，取得该住宅的全部产权。再在60岁退休养老之时，将该住宅的价值予以流动化。即指房屋产权的拥有者，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房产现在价值以及预计房主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在一定年限后，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一直延续到房主去世；当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

这种养老方式最早起源于荷兰，在美国发展最为成熟，如今已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步推广。它是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加快、社会负担加重的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已被证明是一种成熟的融资途径、有效的养老方式。我国引进这种模式固然要面对观念、政策和法律法规层面的考验，但一旦得以推广，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一种有益的养老补充 

针对有人认为提倡“以房养老”就是不要政府责任和儿女义务的问题，赖明认为，这是一种误读。目前看，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养老体系，首先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其次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逐步发展壮大。前者强调儿女的责任，秉承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后者强调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责任，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两种主要的养老方式。“以房养老”不仅不是淡化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和儿女赡养义务，而是对这两种养老方式的重要和有益的补充。

赖明认为，推广“以房养老”有其必要性。首先我国老龄化趋势呈现出基数大、进程快的特点，据测算，到2040年前后，我国将达到老龄化高峰，成为高度老龄化社会。其次，我国现状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社会和家庭财富；而我国由于较早实行了较紧的人口政策，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富裕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钱来进一步发展社会事业。因而，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需要很长一段时期。同时，社会和家庭负担会越来越重，从家庭来看，421的家庭结构越来越普遍，更有极端的8421结构，压在年轻人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从社会来看，上世纪80年代，平均13个在职职工担负1个退休人员的费用，到了90年代，这个比例变成了6∶1，而2005年成了3∶1，据预测，到2030年前后，这一比例将达到2∶1！“以房养老”的推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养老体系的压力，也能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其积极意义。 

不能因噎废食

从这两年的发展来看，这种模式似乎并不是很受欢迎。赖明认为，这与我国传统观念的因素有关，中国人一直有“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传统。

城市中很多老年人，辛苦一辈子所得的财富几乎只换来了一幢可以居住的房子，但终于拥有房子的老年生活却变得不那么轻松。由于要居住，不可能出售或出租，又加上观念上的因素，只能留给后人，生活质量无法提高；而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也是相对较重的。如果把这套房子提前变现，上对老人，下对儿女都可算是一种折中又可以接受的方式。把房子抵押出去，对避免年轻人“啃老”和培养他们独立精神,构建新型、和谐的代际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赖明指出，“以房养老”包含内容多、关联面广，牵涉到千家万户，是一项有关亿万老人福祉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实施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比如政策法规的修改、信贷体系的完善、保险业务范围的放宽、信用体系的建立、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等。

国家应组织战略性质的研究，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全局性、前瞻性；要组织一些试点，在条件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示范点，形成示范效应；要逐步厘清一些细节问题：如政府在推行“以房养老”方式中的角色，解决房屋产权的期限问题，解决房地产评估和对人的寿命的分析的技术支撑问题等等。

总之，“以房养老”的组织形式、实施办法还处在探索阶段，困难是存在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相信随着观念的改变，人们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选择“以房养老”方式的人将越来越多。